林中脚印
footprintsinthejungle[1]
在马来亚没有比丹那美拉[2]更迷人的地方了。它靠着海，沙滩边缘是一带木麻黄树。政府依旧在荷兰人统治时建的市政厅办公，山上有灰色的堡垒遗迹，葡萄牙人曾以此对抗不服管制的土著。丹那美拉有悠久的历史，中国商人迷宫般的宅院依海而建，等到傍晚暑气退去，他们就可坐在凉亭中享受海风；这样的家庭可能已经在这里住了三百年。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的母语，互相用马来语和洋泾浜的英文交流。在马来联邦[3]，仅剩的记忆也大致随着刚刚故世的父辈湮灭了，活着的人只能依赖想象。
丹那美拉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中东[4]最繁忙的商埠，港口里千樯林立，那些快速帆船、中国式帆船依然会在通往中国的航线上乘风破浪。不过现在这个商埠已经死寂。它和所有曾经荣光的地方一样，留存着哀伤和浪漫的气息，活在业已消散的繁华记忆中。这是个倦意沉沉的小城，外人至此，渐渐褪去了本身带着的活力，不知不觉间会坠入当地人悠闲、慵懒的生活中去。几次橡胶业的蓬勃没有引发多少繁荣，反而它们的瓦解加速了小城的衰落。
欧洲人的区域非常安静。这里简洁、整齐、干净，来此定居的白人可能是政府职员或者公司的代理人，他们宽敞舒适的木屋掩映在高大的肉桂树下，都建在一个巨大的运动场周围。这个运动场不但面积广阔，而且草地被精心打理，绿得就像大教堂的院子。事实上，丹那美拉的这个角落的确静得隔绝尘嚣，像是到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。
俱乐部面朝大海，是幢宽敞而破败的建筑，有种被人废弃的气息，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个不速之客。它让你感觉这里其实已经停业了，为了改建或修缮，而你只是趁门没有关，鲁莽地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。早上这里会有几个来办事的种植园主，喝上一杯甜味杜松子混调酒，再赶回园子去。到了下午晚些时候，可以看到一两位女士在悄悄翻阅过期的《伦敦新闻画报》。夜幕降临，几个男人踱着步走进来，在台球室里找地方坐下，喝着苏卡斯酒[5]看别人打球。不过到了周三会热闹一些，楼上的大厅里会放起留声机，周围乡村的人都会来跳舞。有时候会有不下十二对舞伴，甚至可能凑起两桌桥牌。
就是在这样的周三我认识了卡特莱特夫妇。当时我住在一个叫盖兹的人家里，他是当地的警察局长。盖兹那天走进台球室，问我是否愿意凑一桌桥牌。卡特莱特夫妇是种植园主，周三会来丹那美拉是想让他们的女儿能难得高兴高兴。盖兹说，他们夫妇人都很好，低调、话不多，也很会打桥牌。我跟着盖兹进了牌室，见到了卡特莱特夫妇。他们已经坐好在牌桌边，卡特莱特太太在洗牌。看她老练的手法，我对这场牌局也颇为期待。她双手分别拿了一摞牌，灵巧地将牌角对插起来，一磕之后用一个干净而放松的手势将两摞牌洗在了一起。
这洗牌的技术已经接近戏法。喜欢打牌的人都知道没有持之以恒的练习是做不到这样完美的。我基本可以断定，能这样洗牌的人一定对打牌本身就极为热爱。
“你是否介意我和我丈夫搭档？”卡特莱特夫人问道。“否则我们一方赢了另一方的钱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“当然不介意。”
切牌之后我和盖兹坐下了。
卡特莱特夫人抽到了一张a，一边利落地发牌，一边跟盖兹聊着地方上的事情。不过我也意识到她在打量我。她看上去很精明，但也毫无恶意。
她大概五十多岁（不过在东方大家老得快，所以也不大说得准），头发扎得有些乱，总有一缕会从额前落下来，于是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不耐烦地往后撩那缕头发。你会疑惑为什么她不用一两个发卡，可以省去多少麻烦。她的蓝眼睛很大，但是颜色黯淡，透露着疲惫；脸色灰黄，而且都是皱纹；她脸上总像是有种尖刻的讽刺意味，虽然这种讽刺并非存心伤害谁；我后来发现这种表情主要是因为她嘴的样子。你看得出来这个女人很清楚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不怕直抒己见。她打牌喜欢聊天（有些人对此深恶痛绝，但我倒不怎么介意，因为我想不出为什么大家在牌桌上要装得像是在追思会上一样），并且很快表现出有戏谑牌友的天赋。她的话的确犀利刻薄，但听着有趣，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被冒犯。要是她哪句讽刺的话略显过头，你要调动自己全心的善意才会觉得它好玩，但你同时意识到，卡特莱特夫人也不会介意别人这样说她。要是你难得凭运气讲出一句高明的反驳，把讥诮之意全转回到她头上，那张薄唇大嘴会不露感情地笑笑，但眼睛却亮了起来。
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，我喜欢她的坦率、她的机敏反应，和她的其貌不扬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在意自己外表的女子。不仅仅是头发凌乱，她全身上下都是不修边幅的。虽然穿着高领的丝绸长裙，但她为了凉快解开了最上面的几个扣子，露出了消瘦、干瘪的脖子。裙子上也不干净；因为她抽烟无数，所以盖得自己满身的烟灰。她有次跟人说话稍稍站起来了一会儿，我就看到蓝色的裙子不仅需要好好刷一下，而且裙摆处都已经破损了，底下那双平跟靴子也很厚实。但这些都不要紧，因为认识她之后，这些打扮一点也不突兀。
和她打牌也很愉快。她出牌迅速，从不犹豫，不仅懂牌，而且牌风潇洒。盖兹的打法她自然清楚，可跟我是初次交手，她也很快吃准了我的牌路。她和她丈夫之间的配合叫人不得不佩服；他是个稳当但谨慎的牌手，但卡特莱特夫人对丈夫非常了解，所以能打出一些大胆却又笃定，精彩却又安全的牌来。盖兹打牌建立在一种愚蠢的乐观上，那就是他期待着对手抓不住他的昏招。我们两人自然不是对手。输了一盘又一盘之后，我和盖兹也无奈地只能微笑，装出乐在其中的样子。
“我也弄不懂今天的牌是怎么回事，”到最后盖兹哀叹道，“就算所有牌都到了我们手上还是输。”
“那肯定跟你们怎么打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啦，”卡特莱特夫人回应道，一双蓝眼睛正对着盖兹，“简单得很，一定都是运气不好。不过呢，要是刚才你没把红心和方片弄混，应该还能救得回来。”
盖兹开始长篇大论，解释这个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的不幸事件是如何发生的，不过卡特莱特夫人早已娴熟地把牌铺成一个大圆圈，等我们切牌。卡特莱特先生看了眼时间。
“亲爱的，这局之后不能再打了。”他说。
“不能了吗？”她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，喊住了一个正从牌室里穿过的年轻人，跟他说：“哦，布伦先生，要是你上楼的话，告诉奥利芙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走了。”然后她转过来对我说：“我们回种植园大概需要一个小时，可怜的西奥明天天一亮就得起来。”
“我们反正一个星期也就来一次，”卡特莱特先生说，“只有周三奥利芙才有机会无拘无束地高兴一回。”
卡特莱特先生在我看起来岁数不小了，神色疲惫。他中等身高，秃顶，脑门油光光的，灰白的短胡须，戴一副金框眼镜。身上是白色的帆布西服，配一根黑白相间的领带。他的穿戴都很整洁，相比于邋遢的妻子，显然他对自己的仪表要用心得多。他不太说话，但喜欢自己妻子尖刻的幽默感，有的回应还颇为巧妙。这对夫妻很明显又是好朋友，他们几乎都快过了中年，一定共同生活了很久，还能有如此坚实和宽厚的情谊，看在眼里确实让人愉快。
这一盘只要两局就能打完，我们刚点了最后一轮红杜松子酒，奥利芙下来了。
“真要现在就走了吗，老妈？”她问道。
卡特莱特夫人用宠爱的目光看着女儿。
“是啊，亲爱的。已经快八点半了。等到我们吃上晚饭可能要十点之后了。”
“让晚饭见鬼去。”奥利芙活泼地说道。
“我们走之前让她再去跳支舞吧。”卡特莱特先生建议道。
“一支都不行。必须让你晚上好好休息。”
卡特莱特先生微笑地看着奥利芙。
“要是你母亲定下了主意，亲爱的，我们最好还是投降，不要抵抗了。”
“我母亲可是一位坚定的女人。”奥利芙说着，疼爱地抚了抚母亲满是皱纹的脸颊。
卡特莱特夫人拍了拍女儿的手，亲了一下。
奥利芙并不算漂亮，但长得极为温柔可人。我猜她不过十九、二十岁，依然还有那个年纪胖乎乎的样子，到时会瘦下来，就会更好看了。母亲的长相有性格是因为那股坚定，她并没有；她更像父亲，黑色的眼睛，略带些鹰钩鼻，还有那副老好人的气质。很明显她身体很好，脸色红润，眼睛也明亮，她的这份活力父亲早就丢失了。她似乎是一个最常见到的英国姑娘，兴致很高，总想着做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情，脾气也非常好。
和他们分开之后，盖兹和我准备散步回他的家。
“你觉得卡特莱特一家如何？”他问我。
“我喜欢他们。在这样的地方，他们一定很受欢迎。”
“我只希望他们能来得更勤些，这一家人的生活太平静了。”
“对于那姑娘来说一定很无趣，她的父母有彼此陪伴似乎已经满足了。”
“是啊，他们很美满。”
“奥利芙完全跟她父亲是一个模子刻的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盖兹扫了我一眼。
“卡特莱特不是她的父亲。卡特莱特夫人嫁给他的时候是个寡妇。奥利芙是她父亲死后四个月出生的。”
“啊！”
我发出的这一声里，已经把我能放进去的惊讶、兴趣和好奇全都放进去了。但盖兹没有接话，余下的路我们是沉默着走完的。仆人等在门口，进屋之后我们又喝了杯苦金酒[6]，然后坐下吃晚餐。
一开始盖兹很愿意聊天。因为橡胶产量被限制，走私犯活跃起来，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用智谋不让他们得逞。那一天他抓到了两艘中国式帆船，志得意满地搓着手。仓库里塞满了缴获来的橡胶，到时会很庄严地焚毁。不过他很快陷入到沉默中，晚餐吃完的时候已经一言不发。仆人把咖啡和白兰地端了进来，我们点上了方头雪茄烟。盖兹靠在椅背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又看看他的白兰地。仆人们都出去了，屋里只剩我们两个。
“我认识卡特莱特夫人超过二十年了，”他缓缓地说，“当年她长得可一点不丑。邋遢是有些邋遢，但这一点年轻的时候似乎没那么要紧，甚至还很有魅力。她嫁给了一个叫布朗森的男人。雷吉·布朗森。他是个种植园主，园子在塞兰坦；我当时被派在阿罗利匹斯，那个地方当时人比现在少得多，整个小镇可能连二十个英国人没有，但有个小俱乐部倒很有意思，我们那时玩得都非常高兴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布朗森夫人的情形，好像就在昨天。那时候没有汽车，她和她丈夫都是骑自行车来的。当然那时候她不像现在看上去那么坚韧了，要瘦得多，面色很好，眼睛很美——你知道吗，那时她眼睛是蓝色的——而且有茂密的深色头发。要是她仔细收拾一下的话，大概是个绝色美人。不过就算那样她也是当地最好看的女子了。”
我试图从卡特莱特夫人——也就是那时的布朗森夫人——现在的样子，再配上盖兹不很生动的描述，在头脑中勾勒出她当时的模样。透过牌桌边那个结实的女子，那丰满的身材和不太灵活的坐姿，我试图想象一个纤纤弱质的女孩子，走路轻盈，举头投足都优雅、轻松。她的下颚现在露出了棱角，鼻子也嫌硬气，但年轻时的圆润应该把这些缺陷都裹起来了：她当年白里透粉的皮肤，茂密的棕色头发草率地凌乱着，一定迷人极了。那时候她大概穿一条束腰的长裙，戴阔边花式女帽。或许当时在马来亚，女士就像旧画报里那样，戴的依然是那种遮阳帽？
“我来这儿之前，离上一回见她也有——啊，快二十年了，”盖兹继续说道，“我知道她在马来联邦，可到这儿上任的时候，没想到就在俱乐部见到了她，跟很多年前在塞兰坦一样。当然她现在岁数也大了，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。看到她有一个成年的女儿还是难以置信，也让我意识到时间过得多快，上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，现在，哪敢想啊，还有两三年就要到岁数必须退休了。有点没劲，是不是？”
盖兹丑陋的脸上是哀伤的微笑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些许愤怒，就好像本该由我阻拦岁月匆匆的脚步一般。
“我不是也一把年纪了么。”我回答道。
“你没有一辈子住在东方。这里让人老得快，五十岁就算进入老年，到了五十五已经是一堆废料，什么用都没有了。”
我怕盖兹聊着聊着成了关于变老的专题演说。
“你重新见到卡特莱特夫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她来？”我问。
“怎么说呢，算认出也算没认出。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见过，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。我觉得可能是放假的时候在船上有过几面之缘。但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。她眼睛里那种不动感情的一闪，和她清脆的嗓音，都在我的记忆里。她的声音里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：你可有些蠢啊，小伙儿，但你人不坏，我可打心眼里喜欢你。”
“光从声音里能听出这么多话？”我微笑道。
“在俱乐部里，她朝我走过来跟我握手。‘你好啊，盖兹少校？还记得我吗？’她问。
“‘当然记得。’
“‘我们上回见面之后，真是桥下多少河水已经淌过。我们都不再年轻了。你有没有见过西奥？’
“我一下子没有想到她说的西奥是谁。大概我当时的表情很蠢，因为她微笑了一下，那种嘲弄的神情我是那么熟悉，然后她解释道：
“‘我嫁给了西奥，想不到吧。当时觉得也只能这样了，我有些寂寞，他也想结婚。’
“‘你们结婚我听说了，’我说，‘应该很幸福吧。’
“‘哦，非常幸福。西奥真是可爱极了。他马上就到，见到你他会很高兴的。’
“我当时有些不解。我还以为这世上西奥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了。照理说，她也应该不大想见到我，但女人有时候很奇怪。”
“为什么她不想见你？”我问。
“这个我等会儿再讲，”盖兹说，“这时候西奥就出现了。我怎么就叫他西奥了——我从来都喊他卡特莱特的，在我眼里，他就是卡特莱特，从来没有别的称呼。‘西奥’让我很意外。他现在的模样你也知道了；我还记得他小伙子的时候，一头鬈发，很有活力，很干净。他永远把自己收拾得衣冠楚楚，身材也不错，而且姿态神气，像个经常运动的人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他长得也不难看，虽然不能说多么英俊过人，但很文雅，而且举手投足都很轻巧自如。当我见到这个驼背、枯槁、秃顶的老头，还戴了副眼镜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要跟我说他是谁我都相信。不过他见了我的确挺高兴——不说高兴，至少颇有些兴致；他没有说什么热情的话，但这个人本来就偏于安静，所以这也是正常的。
“‘在这里见到我们是不是很惊讶？’他问我。
“‘要说的话，我之前也根本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。’
“‘我们倒是一直或多或少了解你的行踪，因为你的名字不时会在报纸上见到的。你哪天一定得来我们住的地方看看。我们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，大概回英国养老之前一直就会住在那里。你后来回过阿罗利匹斯吗？’
“‘没有。’我说。
“‘那真是个漂亮的小镇子，据说现在扩张了。我也从来没回去过。’
“‘对我们来说，那里的回忆不算特别美好。’卡特莱特夫人说。
“我问他们要不要喝一杯，然后就喊了服务生。你应该也发现卡特莱特夫人喜欢喝酒了吧。倒不是说她是个酒鬼之类的，那倒完全没有，但是她喝起威士忌苏打[7]来不输给男人。我看着他们忍不住感到好奇。这对夫妇看上去感情好极了，而且我当时就判断他们生活很宽裕，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还阔绰得很。有辆很好的车，而且回国度假的时候什么开销都来者不拒。他们的关系不能再和谐了，你知道，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，却依然觉得世上没有别人比对方更让自己开心，这在外人看来真是可喜可贺。他们的婚姻显然非常美满。而且他们也都钟爱奥利芙，为女儿感到骄傲。尤其是西奥。”
“尽管她并不是亲生的？”我说。
“尽管她不是亲生的，”盖兹说道，“照理她应该把姓氏改了就好了，但她没改。她只叫他老爸，这也自然，她并没见过其他的父亲，不过她写信落款还是奥利芙·布朗森。”
“说起来，布朗森是怎样的一个人？”
“布朗森？大高个，很爽朗，嗓门很大，笑起来像咆哮，很有肌肉，是个运动健将。基本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但耿直得就像骰子有六个面一样明明白白。他是个红头发，脸上的皮肤也是红的。现在想来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会出汗的人。他全身上下像是水会涌出来一样，那时候打网球他都会带上一根毛巾。”
“听上去可不是个有魅力的男人啊。”
“他长得挺英俊，而且身材也保持得好。他对后面一点颇为在意。能和他谈的话题只有橡胶和运动，网球啊，你知道，还有高尔夫和射击。在我看来他一年到头都不会翻开一本书。他是典型的私立‘公学’出来的那种人，我第一回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了，但头脑还是像个十八岁的孩子。有太多这样的家伙到了东方似乎就不再成长了，你知道。”
这一点我倒的确知道。一个旅行的人，最让他手足无措的就是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秃顶中年男子，说话、行事都跟中学生一样。你几乎会以为，他们穿过苏伊士运河之后脑子就关了起来。他们可能已经结婚，有好几个子女，甚至还管着庞大的一门生意，但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依然停在六年级。
“但是他这个人并不笨，”盖兹继续说，“业务上没有什么是他不懂的。他的橡胶园是全国打理得最好的，他也很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人。这的确是个大好人，要是他真把你惹烦了，你还是忍不住喜欢他。布朗森在钱这方面也不小气，总愿意帮别人一把。卡特莱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来的。”
“布朗森夫妇相处得好吗？”
“哦，应该是吧，要我说他们一定相处得不错。男的心肠好，女的活泼、开朗。你也知道，她说话很坦率。就是现在，她愿意的话还是可以很风趣，但那些玩笑里往往多了些刺人的东西；当她还年轻，还是布朗森夫人的时候，那些欢笑就更纯粹了。她那时候精力充沛，总想着玩乐，一点不在乎自己说了什么，不过那些话跟她的性格相称，不知道你明不明白，就是说她那个人是这样直爽、坦率、漫不经心，没有人会计较她说了你什么。他们当时过得挺幸福的。
“他们的庄园离阿罗利匹斯大概有五英里。他们有一辆马车，每天一般都是五点会到。当然那时外国人非常少，而且以男人为主，大概只有六个女人。谢天谢地布朗森夫妇出现了。只要他们一下马车，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。那个小小的俱乐部里我们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。之后我经常想到他们；离开那里的岗位之后，总体而言我也没再那么开心过。二十年前，每天六点到八点半，从亚丁[8]到横滨你找不到一个比阿罗利匹斯更欢乐的地方。
“有一天布朗森夫人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个朋友会来小住，几天之后卡特莱特就跟着他们来了。据说他跟布朗森是老朋友，一起在马尔伯勒[9]还是跟它差不多的地方上过学，之前来东方是坐同一条船来的。很多橡胶园那个时候栽了跟头，不少家伙就失业了。卡特莱特就是这样。他没有工作已经大半年，也没有积蓄；当时种植园主收入比现在还差，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运气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起来应付拮据的时候。卡特莱特就去了新加坡。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去那儿，当时的样子我见过，我就认识很多种植园主睡在新加坡的大街上，因为连一晚上的住宿费他们都拿不出来。我知道他们甚至会在欧洲大酒店门口拦陌生人，问他们讨一块钱吃饭。我想当时卡特莱特日子就很不好过。
“最后他写信给布朗森，问后者能否想办法帮他一把。布朗森请他住到家里来，直到情况好转为止，至少食宿不用再花钱了；卡特莱特当然一听就答应了，可布朗森还得先把火车票的钱寄给他。等卡特莱特在阿罗利匹斯下车的时候，他口袋里不会多过十分钱。布朗森自己本来就有收入，据我判断大概一年两三百，虽然管理庄园的工资是削减了，但至少工作没有丢，也比大多数种植园主宽裕一些。卡特莱特到的时候布朗森夫人让他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”
“她人真好啊。”我评论了一句。
“好极了。”
盖兹又点了根方头雪茄，杯子里也再次斟满。一切都停下来了，除了壁虎几声叫喊，这寂静很压迫人。似乎这热带的夜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天知道住得最近的人类离我们有多远。盖兹沉默太久了，逼得我只好找了句话说。
“那时候卡特莱特是怎么样一个人？”我问道。“自然更年轻些，你也提过长得好看；但为人性情怎么样？”
“这个嘛，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怎么留意过他。他没有架子，很亲切；我敢说你也注意到他现在很安静，其实呢，当时也没有比现在活泼多少。但他完全不让人讨厌。卡特莱特喜欢看书，钢琴也弹得不错。没有人嫌弃过他，因为他从来不会妨碍谁，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对他多加了解。他舞技挺好，这点讨女人喜欢，不过他打桌球和网球也都不赖。很自然地他就成了我们的一员。我不能说他当时受到如何疯狂的欢迎，但的确每个人都喜欢他。当然，同情的心理都是有的，面对一个完全破产的男人难免如此，但反正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，总之，我们就接纳了他，就好像他从来就是属于那里的。他那时候每天晚上就跟布朗森夫妇一起来，和大家一样为自己的酒水买单；我想应该是布朗森借了他一点钱，覆盖眼下的开销。另外，他也总是彬彬有礼的。我说的这些都不具体，因为他的确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在东方，你见的人太多了，他就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。他也想尽一切办法要找活儿来干，但始终都不走运；实际情况就是根本没有新的职位空出来，所以他也很懊丧。他在布朗森家住了足足一年。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：
“‘说到底我也不能住一辈子。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，但凡事都有度的。’
“‘照我看，布朗森应该是很愿意接待你的，’我说，‘橡胶种植园上都冷清得很，再说，你多耗费的食物和饮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’”
盖兹又停下来，迟疑地看着我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这故事大概是被我讲坏了，”他说，“一直在瞎絮叨。我可他妈不是个小说家，我就是个警察，把当时看到的事实说给你听；从我的角度，所有的背景都很重要；我是说，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是应该了解的。”
“当然了，你就往下说吧。”
“我记得当时有人问布朗森夫人——是个女人，应该是医生的夫人——她问布朗森夫人，屋子里总有个外人有时候不会觉得烦吗？你知道，在阿罗利匹斯那样的地方，不聊邻居的家事就没有多少可以聊了。
“‘哦，不烦，’她说，‘西奥省心极了。’她转头对着自己正在擦脸的丈夫说：‘我们喜欢西奥在家里作客，对吧？’
“‘我觉得挺好。’布朗森说。
“‘他一天到晚有什么事情干呢？’
“‘哦，这我不清楚，’布朗森夫人说，‘有时候，他就和雷吉在园子里转，打打猎，或者跟我聊天。’
“‘他很愿意帮忙，’布朗森说，‘那天我发烧了，他就替我把活儿都干了，我只要躺在床里自得其乐就行了。’
“布朗森夫妇没有孩子吗？”我问。
“没有，”盖兹回答，“我不知道原因，他们其实完全负担得起的。”
盖兹靠在椅背上，把眼镜取下来擦拭镜片；他的度数很深，戴上眼镜之后眼睛看上去就变形了，看他本人摘下眼镜长得也不算难看。壁虎在屋顶发出像人一样的叫声，有点像一个智障的孩童在笑。
“布朗森是被杀的。”盖兹突然说。
“被杀？”
“对，是蓄意谋杀。那一晚我永远也不会忘。我们先是打了网球，布朗森夫人、医生的太太、西奥·卡特莱特和我；然后我们打了会儿桥牌。卡特莱特那天状态不佳，到牌桌边坐下来的时候，布朗森夫人跟他说：‘我说西奥，你要是牌打得跟网球一样臭，我们就要把这家都输掉了。’
“我们当时刚喝完一杯，她喊了仆人过来，又点了一轮酒。
“‘把这杯酒吞下去，’她对卡特莱特说，‘没有顶级大牌和一个边花上的赢墩，就别叫牌。’
“布朗森那天不在，他骑自行车去了卡布隆，取钱给他的苦力发工资，准备回来再一起去俱乐部。布朗森的园子相比于卡布隆其实离阿罗利匹斯更近，但商业上卡布隆更重要，所以布朗森把钱存在那里。
“‘雷吉回来可以直接加入我们。’布朗森夫人说。
“‘他已经比说好的时间迟了吧？’医生的夫人问。
“‘早过了，他之前说网球一定赶不及，但桥牌应该能打上一盘。我怀疑他没有直接回来，而是去了卡布隆的俱乐部，在那里喝得起劲呢，这个混蛋。’
“‘哦，不过凭他的酒量，可以干掉很多杯却一点醉意都看不出来。’我笑着说。
“‘他越来越胖了，你知道吗，一定得当心了。’
“牌室里只有我们几个人，但可以听到台球房里面的欢笑声，听得出都很尽兴。快到圣诞节了，大家都有些放浪形骸。圣诞前夜还有一场舞会。
“在牌桌旁坐下来，我还记得医生的妻子问布朗森太太，是不是累了。
“‘一点都不累，’她说，‘我有什么好累的？’
“我不明白说这句话有什么好脸红的。
“‘我是在担心刚刚那场网球是不是让你有些吃不消了。’医生的妻子说。
“‘哦，不会。’我当时就感觉，布朗森太太的回答有些过于简略突兀，就好像她不愿多聊这件事。
“我不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，也是一直到后来，我才想起这些事。
“我们打了三四盘桥牌，可布朗森还是没有到。
“‘不知道他那里出了什么事，’他的妻子说，‘我想不出什么道理他会这样迟。’
“卡特莱特向来话很少，但那天晚上他几乎没有开口。我以为他太累了，问他今天都忙了些什么。
“‘没干什么，’他说，‘稍微吃了点午餐之后就去射鸽子了。’
“‘收获如何？’我问。
“‘哦，五六只吧。它们都太容易受惊了。’
“不过这时候他说道：‘要是雷吉回来晚了，我猜他是觉得再赶过来不划算。可能我们到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已经洗了澡，在躺椅里睡着了。’
“‘卡布隆回来的确是好长的路啊。’医生的妻子说道。
“‘他走的不是大路，你知道吗，’布朗森太太解释道，‘他会抄一条穿过森林的近道。’
“‘骑自行车那里好走吗？’我问。
“‘哦，好走，那是条不错的小道，大概近了好几英里。’
“我们刚开始新的一盘，酒吧间的仆人进来说有个警长找我。
“‘他有什么事？’我问。
“那个仆人说他不知道，但有两个苦力也在外面。
“‘这混账，’我说，‘要是最后没有什么事情却来烦我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’
“我跟仆人说我马上就来，还是把手上那一局打完了。我站起来，跟桌上的人说：‘一会儿就回来。’然后又关照卡特莱特：‘牌帮我发着，听到没？’
“我出来之后看到警长带着两个马来人在台阶上等我。我问他们到底要干吗。他说那两个马来人去警局，报案说有个白人死在森林里通往卡布隆的那条小路上；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惊骇，一下子想到了布朗森。
“‘死了？’我喊道。
“‘对，被射杀的。伤口在头上。一个红头发的白人。’
“这时我知道一定是雷吉·布朗森了，实际上，其中一个说认得死者的马来人还报出了他种植园的名字。这太让人不好接受了。而他的妻子还正在牌室里不耐烦地等着我去理牌、叫牌呢。有一时半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实在是有些慌了神。要是什么铺垫也没有，把这么从天而降的可怕消息告诉她也太说不过去了，但我发现我根本想不到能说什么来减轻这个打击。我让警长和苦力不要走，自己转身进了俱乐部。我必须振作起来。走进牌室，布朗森太太说：‘你可真够久的。’这时她看见我的脸色。‘出了什么事吗？’我看见她握紧了拳头，脸色变得煞白。你会觉得她应该是有了些凶恶的预感。
“‘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’我说道，嗓子像被堵住了，声音自己听起来都沙哑而诡异。‘发生了一个意外。你的丈夫受伤了。’
“她长长地倒抽一口凉气，但没有惊叫，倒很奇怪地让我想起绸缎撕裂的声音。
“‘受伤？’
“她腾的一声站起来，转头看着卡特莱特，眼珠都快要瞪出来了。这一瞪在后者身上的效果也很可怖，他往椅背上一靠，脸白得像见了鬼一样。
“‘恐怕……是非常，非常重的伤。’我补了一句。
“我知道自己只能把真相告诉她，而且不能拖延，但我就是说不出口。
“‘他还，’她的嘴唇颤抖得太厉害，所以话都说不清，‘他还——有意识吗？’
“我看着她，一时没有作答。只要不必回答这个问题，要我拿出一千英镑都不在话下。
“‘没有了，应该没有意识了。’
“布朗森太太瞪着我的眼神，好像要直接看看我大脑里有些什么。
“‘他死了吗？’
“我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实情，赶快结束这场对话。
“‘是的，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。’
“布朗森太太瘫倒在椅子中，大哭起来。
“‘我的天啊，’她喃喃地喊着，‘我的天啊。’
“医生的妻子走过来，搂住她；布朗森太太捂着脸前后晃着，哭得歇斯底里。卡特莱特还是一脸死灰，一动不动坐着，张大着嘴瞪着她。你会觉得这个人已经化成了石头。
“‘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’医生的妻子说道，‘你要坚强一些啊。’这时她转过来对我说，‘给她拿杯水，然后把哈里找来。’
“哈里就是她丈夫，当时正在打台球。我去了台球房把事情告诉了他。”
“‘喝什么狗屁的水啊，’他说，‘这时候她需要的是一杯白兰地。’
“我们把酒拿过去，强迫她喝下，她激烈的情绪也一点点衰减下去了。几分钟之后，医生的妻子已经可以扶着她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。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首先，卡特莱特已经崩溃了，派不上什么大用场。对他来说这个意外太骇人了，这也好理解，布朗森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而且对他有莫大的恩惠。
“‘老兄，看起来你也得来两口白兰地啊。”我跟他说。
“他努力定了定神。
“‘我被吓到了，你可以想象，’他说，‘我……我没……’他说不下去，就像是心神已经飘走了；他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可怕。卡特莱特取出一盒烟，又掏出火柴，但手太抖了，根本划不着。
“‘好的，给我一杯白兰地。’
“‘伙计。’我朝仆人喊了一声，然后转过来对卡特莱特说：‘我要问你，你现在有办法带布朗森夫人回家吧。’
“‘哦，可以。’他回答。
“‘那就好。医生和我会带一些警察跟着苦力到发现遗体的地方。’
“‘你会把他带回家里吗？’
“‘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送到太平间。’医生说道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。‘我还得检查一次遗体。’
“布朗森太太回来的时候，她的平静程度让我大为惊讶，我把我的建议跟她说了。医生的妻子心地善良，提出陪她回家，并且在布朗森家过夜，但布朗森太太坚决不接受。她说她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但医生的妻子还在坚持——你知道有些人看到别人遇上麻烦，会多么毅然决然地要把自己的善意强加给对方——这时布朗森太太几乎是恶狠狠地对她说道：
“‘不用，不用，我只能一个人待着。真的只能一个人待着。另外，西奥反正也在家里。’
“他们上了马车，西奥拉起缰绳，就走了。医生和我随后也出发了，警长和苦力们跟在后面。我已经让我的马夫先去了警局，让他们派两个人到发现尸体的地方。很快我们赶上了布朗森夫人和卡特莱特。
“‘你们没事吧？’我朝他们喊道。
“‘没事。’他回答。
“有很长的一段路我和医生都没有说话；我们也都被深深地震惊了。另外我也有些担忧，因为不管用什么办法我总得找到杀人犯，我当时就明白这并不容易。
“‘你觉得是抢劫团伙吗？’医生最后问道。
“那完全是我当时的猜测。
“‘我觉得这一点疑问都没有，’我答道，‘他们知道他去卡布隆是去取钱的，所以就在回来的路上等着他。他本来就不应该从树林中一个人回来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一大袋钱在身上。
“‘他多年以来都是如此，’医生说，‘而且其他人也有不少是这么干的。’
“‘我知道。问题就在于，我们要怎么才能抓到那些杀人犯。’
“‘你觉得，有没有可能那两个号称发现他的苦力会跟这案子有关系？’
“‘不会，他们没这胆子。我认为如果是两个中国人，说不定能想出这种把戏来，但我不相信马来人会这么干。他们会先吓死的。当然我们会留意那两个苦力。他们要是突然有钱挥霍起来我们一定能注意到。’
“‘这对布朗森太太来说太糟糕了，’医生说，‘不管什么时候出这种事都很可怕，何况她还怀着孩子……’
“‘这我不知道啊。’我打断他道。
“‘是，不知为何她想要保密，我就一直觉得，这件事上她有些古怪。’
“这时我想起布朗森夫人和医生妻子之间那一小段对话，明白了为什么那位好心的太太这么担心布朗森夫人会过于劳累。
“‘她结婚这么多年了，突然有了孩子倒也不寻常。’
“‘有时候是这样的。不过这也出乎她的预料。一开始她来找我，我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时候，她昏过去了，然后开始哭。我还以为她会高兴得不得了呢。她说布朗森不喜欢孩子，一直对生育这件事很厌恶，然后非要我答应帮她保密，她会慢慢找机会让布朗森知道。’
“我想了一想。
“‘像布朗森这种那么开心、热情的家伙，你还以为他会一心只想要个孩子呢。’
“‘这种事都是很难说的。有些人就是特别自私，不想要这麻烦。’
“‘那么，后来她告诉丈夫之后布朗森什么反应？他难道没有喜出望外？’
“‘我觉得她可能还没有告诉他；虽然也等不了多久了。要么是我完全搞错，否则她应该还有五个月就要临盆了吧。’
“‘可怜的家伙，’我说，‘你知道吗，我有种感觉，要是布朗森知道的话会高兴坏了的。’
“接下来在马车上我们都没说话，到了去卡布隆那条近道从大路分岔的地方。过了一两分钟，警长和两个马来人乘着我的马车也到了。我们取了马车的前灯照路。我让医生的马夫留下看着马，并且关照他等警察来了，就让他们一直沿着小路往前找来。于是两个苦力就举着灯走在前面，我们在后面跟着。这条小道并不算小，至少通得过一辆小马车，大路还没修的时候，卡布隆和阿罗利匹斯之间就靠这条路线往来。脚踩着很坚实，适合行走，路面有些地方被沙子覆盖，可以清晰地看见自行车的车辙。自然是布朗森去卡布隆时留下的。
“我们排成一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——这是我的估算，突然两个苦力尖叫一声，定在当场。眼前这一幕来得太突然，虽然他们一直心里做着准备，依然被吓了一跳。苦力手里的灯并不太亮，暗暗地照出布朗森横躺在道路中间；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，就这样姿势怪异地落在地上。我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医生在我看来也是一样。我们虽然不做声，但森林的嘈杂却震耳欲聋，那些讨厌的知了和牛蛙能把死人都吵醒。即使是在平时，夜晚森林的响声也有种诡谲；你觉得那个钟点该是万籁俱寂的，所以听到那种无休无止且又难觅踪迹的喧嚣，你会有种奇异的感觉，心里很不安宁。它会把你包围，让你无处可躲。但在那一晚，你得相信我，那样的声音真是让你惊恐。那个可怜的家伙躺在那里，死了，而森林中焦躁的生命根本不管它，只顾自己凶残地活着。
“尸体的面孔是朝下的。警长和苦力朝我看看，似乎在等命令。我那时还很年轻，大概心里也有点怕。虽然看不到脸，但我毫不怀疑那就是布朗森，又觉得自己职责所在，应该去把尸体翻过来，确认身份。每个人总归都有些怕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，我就一直对碰尸体特别恐惧。到现在我的确也碰过不少了，但还是或多或少觉得恶心。
“‘这的确就是布朗森。’我说。
“这时医生——天呐，医生那天也在真是我的运气——医生弯下腰，把那人的头转了过来。警长把灯光凑了过去。
“‘我的天呐，他一半脑袋被打没了啊。’我喊了一声。
“‘是的。’
“医生站了起来，挺直身子用路旁树上的叶子擦了擦手。
“‘他完全死了吗？’我问。
“‘哦，自然是死了，应该是中枪之后就没命了。不管枪手是谁，枪口一定离他很近。’
“‘他死了多久了，据你推算？’
“‘哦，难说，几个小时吧。’
“‘如果他是要六点回去打牌的话，那应该五点左右经过这里。’
“‘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。’医生说。
“‘是，不会有的，他是骑着车被击中的。’我盯着尸体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想到布朗森那么吵闹的一个人，短短几小时之前还是那么兴高采烈地活着。
“‘你不要忘了他身上本该带着苦力的工资。’医生说。
“‘没忘，我们还得查一下他身上。’
“‘把他翻过来吧？’
“‘等一下，先看一眼周围的地面。’
“我拿过一盏灯，尽量仔细地检查周围地面。他摔倒的地方，沙子上都是混乱的脚印，有我们的，也有苦力找到他的时候留下的。我往前走了几步，很清楚地看到他车轮的痕迹，之前显然骑得又直又稳。我沿着这条轨迹回到尸体的位置，或者说，在还差一点点的地方，看到车辙两侧他那双厚重的靴子留下的清晰的脚印，明显是他停下来，站在地上，然后又重新骑上了车，车轮剧烈地晃动了几下，然后就连人带车倒下了。
“‘我们查一下他的口袋吧。’我说。
“医生和警长把尸体翻了过来，一个苦力把自行车移开了。他们让布朗森面朝上平躺着。据我所知，他应该一些钱是纸钞，一些钱是银币，而银币就该装在一个袋子里，挂在车上；我扫了一眼车子，总之袋子是肯定没有了。纸钞应该会放在皮夹里，厚厚的一大叠。他全身上下我都摸了一遍，但什么也没有；我还把口袋全抽了出来，全是空的，除了一处例外，就是裤子右边的口袋，里面只有一点点零钱。
“‘他一向都带怀表吗？’医生问。
“‘是，他当然会带着怀表了。’
“我记得他平常表链都会穿过外套翻领上的扣眼，而怀表、几个印章还有别的东西都会放在胸前的口袋里，现在表和表链都不见了。
“‘这样一来，真没什么疑问了是吧？’我说。
“事实很清楚，他是被一群知道他身上有钱的劫匪攻击了。他们杀了布朗森之后把他的东西扫了个精光。我突然想起他那些脚印证明了他曾停下来过。我完全能想象当时的情形，他们其中一人找个理由把他拦了下来，正当他要重新出发之时，另一人从身后的森林里钻出来，把两根枪管的子弹打在他脑袋上。
“‘总之，’我跟医生说，‘现在把他们抓住是我的职责了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可是很乐意把这帮人送上绞刑架。’
“当然接下来是展开讯问，不过布兰森太太能给出的线索我们之前都已经知道了。布朗森是早上十一点离开木屋的，会在卡布隆吃一顿简单的午餐，然后在五点到六点之间回来。他让妻子不用等他；他会把钱放进保险箱，直接去俱乐部。卡特莱特证实了这些安排。他和布朗森夫人两个人用了午餐，抽了一根烟之后出去射鸽子了。他是五点回来的，可能还要稍早一些，洗了个澡，换了衣服就去打网球了。他打猎的地方离布朗森遇难的地点并不远，但他并没有听到其他的枪声。这当然不说明什么，知了、牛蛙和森林里其他声音那么嘈杂，要听到枪响那一定得是非常近才行；另外，布朗森被杀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回到家里了。我们查到了布朗森的路线。他先在俱乐部吃了饭，在银行快要关门的时候取了钱，又回到俱乐部喝了杯酒，然后才骑上自行车返程。他是乘渡轮过河的，开船的人记得很清楚，但也很肯定船上没有其他骑了自行车的乘客。这样看来，凶手并没有尾随他，而是早已埋伏好了。他沿着主路骑了几英里，接着就转到了直通他小木屋的那条近道上。
“‘似乎凶手很了解布朗森的习惯，于是他种植园里的劳工自然一下成了怀疑对象。他们每个人我们都查了——查得很仔细，但是没有丝毫线索能把他们与谋杀案牵连起来。实际上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让人信服地说明了自己当时的行踪，即使有几个无法说明的，在我看来也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可以排除嫌疑。阿罗利匹斯的中国人里有几个行为不端的，我也去查了，但我总认为这次不是中国人干的；如果是中国人，我有种感觉他们会用的是左轮手枪而不是猎枪。不管如何，反正那个方向什么也查不到。于是我们悬赏一千英镑，给任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凶手的人。我想，为公众做件好事的同时还能赚上一笔，这对很多人都是有吸引力的。不过我也知道告密的人怕惹来麻烦，一定先要确认安全，才会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，所以我也做好了等待的准备。这个奖金也让我的警员们都来了劲头，我知道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把罪犯绳之以法。在这样的案子里他们能做的其实比我要多。
“但怪就怪在，后来什么都没发生，这个悬赏好像谁都没兴趣。我把网又撒得宽了一些。那条大路边上还有几个小村子，我猜想那些作案之人会不会躲在里面。我见了几个村长，但一无所获。倒不是他们不肯说，我很确定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找了那些村子里一些坏家伙聊了聊，也完全找不到他们与命案有任何牵连。真是连线索的影子都没有。
“‘行啊，小伙子们，’我驾车回阿罗利匹斯的路上自言自语道，‘不着急，反正绞架的绳子一时半会儿还烂不了。’
“那些恶棍夺走的这笔钱并不是小数目，但钱只有花出来才是好东西。我觉得我对当地人的性格还是摸得准的，钱只要一到手里对他们始终就是诱惑。马来人喜欢挥霍，喜欢赌博；中国人也都是赌徒，迟早都会有人突然阔绰起来，这时候我就能找到钱的源头。只要问题提得恰当，我一定能把这家伙吓住，这时候只要我还算称职，就应该能轻松让他全部招供出来。
“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坐下来，等着这一阵查案的热潮过去，让凶犯以为这件事已经被遗忘。这笔不义之财不用会越来越挠心，直到他再也按捺不住。我接下来就照常做我的工作，但时刻保持警惕，终有一天，或迟或早，时机会出现的。
“卡特莱特把布朗森夫人带去了新加坡。布朗森曾经供职的公司问他是否愿意接手布朗森的工作，不过他对此提议有所抵触，这也很合乎情理。于是公司派了另外一个人过去，并表示卡特莱特可以填补那个人留下的空缺。这个空出来的职位就是管理另一个种植园，也就是卡特莱特现在住的地方。他第一时间就搬了过去。四个月之后，奥利芙出生在新加坡，又过了几个月，离布朗森被杀还不到一年，卡特莱特就和布朗森夫人结婚了。我有点吃惊，但细想也只能承认这很顺理成章。命案之后，布朗森夫人很依赖卡特莱特，后者替她打点了一切；而她也一定觉得寂寞，觉得迷茫，而且卡特莱特后来的确表现得跟定海神针一样，我敢说布朗森夫人一定觉得十分感激；而从卡特莱特的角度来说，他一定很同情布朗森夫人；她当时的处境太可怕了，根本无处可去。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。他们的结合理由太充分了，而且恐怕对他们双方也都是最好的选择。
“不过杀害布朗森的凶手似乎要逍遥法外了，因为我的计划没有奏效；当地所有人的开销都符合他们的收入，要是真有人一直把那笔巨资藏在了地板下面，那他的自制力真不是凡夫俗子。一年之后，以实际情形而言已经没有人想起这回事了。这个人真的如此谨慎，一点钱都不流出来？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开始觉得这可能是几个流窜的中国人干的，立马就朝新加坡逃了，很难再抓到。最后我就放弃了。后来再想想，这是符合常理的，这种犯罪——抢劫之类的——一般都不太容易抓到嫌疑人，真要被抓到了也是他自己不小心。而激情犯罪或者蓄意报复就不一样了，你可以查出谁有这个动机。
“失败了整天唉声叹气也没用，我只好告诉自己要理性一些，尽量把整件事放下。没人喜欢输，但我的确输了，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抓到一个中国人，他要把布朗森的怀表给当了。
“我跟你说过，布朗森的表和表链都被拿走了，当然布朗森夫人也给了我们一个颇为精准的描述。那是一块半猎用表，有金属外层护盖，本森[10]出的。还有一条金链子，三四个印章和一个放硬币的钱袋。那个当铺老板是个聪明人，一看到那块表就认了出来。他想了个理由让中国人等在那里，通知了警察。他们逮捕了中国人，立马就送到我跟前。我见到他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。我一辈子还没有这么高兴见到谁。不是我对罪犯有什么感情，你知道，我其实也挺同情他们，在这个游戏里面a和老k都握在警方手里，不过每次抓到这些人我还是会觉得一丝爽快，就像桥牌里一步妙招成功了。终于要真相大白，因为就算不是这个中国人自己行的凶，我们也很确定可以通过他找到杀人犯。我对他眉开眼笑的。
“我让他解释这块表他是如何得来的。他说他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买来的。一听就知道是瞎编。我简单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形，告诉他我们会判他谋杀。当然我只是吓唬他，而这个中国人果然被吓到了。他说这块表是他捡来的。
“‘捡来的？’我说。‘你倒是想得出。哪里捡的？’
“他的回答出乎意料。他说他是在森林里捡的。我笑他，问他是不是像这样的手表森林里到处都是啊？他说他就在那条从卡布隆到阿罗利匹斯的小道上走着，看见有闪光的东西，走近就发现这块表了。这就怪了。他为什么要把捡手表的地点说在那里呢？要么他说的都是真的，要么这人诡诈透顶。我问他表链和印章在哪里，他马上拿了出来。他已经被我吓住了，脸色惨白，全身发抖。这是个腿都软了的、不起眼的家伙，要是我以为这算把凶手抓到，也就太糊涂了。不过他的惊恐也说明他还有事情没说。
“我问他是什么时候找到表的。
“‘昨天。’他说。
“我问他怎么会去那条从卡布隆到阿罗利匹斯的近道的。他说他之前一直在新加坡打工，因为父亲病了，就去了卡布隆，昨天来阿罗利匹斯也是为了工作。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个木匠，给了他一份活。然后他提供了新加坡他老板的名字，和当地那位木匠的名字。他说的这些听上去没有不合理的地方，而且太容易证实了，也不太可能是假的。当然，我也想到要是真如他所说，那这块表就在林子里躺了一年，一定破烂不堪；我想打开它，但失败了。当铺老板也在警局，就在隔壁房间。他恰好还懂一些修表的手艺，我让他进来检查一下；他打开的时候还吹了声口哨，表上是厚厚一层铁锈。
“‘这表没用了，’他摇着头说，‘它不会再走了。’
“我问他怀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，没有给任何提示，他说一定是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中。我把抓到的中国人关进了监狱，为的是起一些警示作用，又派人去请他的雇主。等待的时候我努力想梳理些道理出来。我倾向于那个人没有说谎，他的恐惧可能只是捡到东西就去卖掉，感到愧疚罢了。即使很无辜的人落到了警察手里也会紧张；我也不知道警察有什么特别，大家在我们跟前总是不自在。不过要是真如他所言，是在那个地方找到的怀表，那么一定是有人扔在那儿的。这就有意思了。就算杀人犯觉得留着表太危险，一般也会把金盖子熔掉吧；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这很容易办到。而且那表链的纹饰太过普通，他们也知道不太可能追查得到。全国上下多少首饰行里都有这样的链子。当然，也可能是他们钻到森林里去的时候太慌张，把这些东西掉了也不敢回去找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：马来人习惯把东西塞在纱笼里，而中国人的外套都是有口袋的。另外，一旦进了森林，他们就应该知道不用着急了，甚至可以在那里等着分赃。
“没过几分钟，我派人去找的那个木匠到了警局，证实了之前的那些供词。一个小时之后我也从卡布隆收到消息，警察见过了他的父亲，告诉他们这小孩来阿罗利匹斯是替木匠干活的。目前为止，那个囚犯所说的一切都似乎没有问题。我让人把他带上来，告诉他，我会去那个他号称发现怀表的地方，到时他要把确切的位置指出来。我把他和一个警察铐在一起，还带了另外两个人，其实没什么必要，因为这可怜虫吓得一直在发抖。我们的马车停在小道和大路相接的地方，下车往前走，离布朗森被杀相距不足五码的地方，中国人停了下来。
“‘就在这里。’他说。
“他指着森林，我们就跟着他往里走。大概走了十码，他指着两块大石间的缝隙，说就是在这里找到的。他能注意到那个地方只可能是万分的巧合，而且如果真的是在那里找到的，很显然是有人故意要把东西藏起来。”
盖兹停下来，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。
“换了你，当时会怎么想？”他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回答。
“那好，我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想的。我觉得如果怀表在那里，那钱说不定也在附近，至少值得搜查。当然了，在森林里找东西难度太大，俗话说的‘在草垛里找根针’与之相比，那简直容易得跟打牌、猜谜一般了。但我必须查一查。为了有更多的人手，我把那个中国人解了手铐，让他也干活。不但带着的三个警察都在找，连我自己也一起找了起来。我们排成一排——一共五个人——在布朗森被杀的地点前后五十码的范围内，沿着道路往森林中找了一百码，每一寸地方都没放过。我们会翻开落叶，会探进树丛，还有大石底下、树洞里，我们都会看。我知道这很愚蠢，因为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；唯一的希望就是凶手杀人之后心慌意乱，藏东西会仓促，会选择最明显、最先看到的隐蔽之处。那块表就是这样。我定下的范围也不大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既然藏表的地点离道路如此之近，那么想丢掉这些赃物的人一定有些迫不及待。
“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搜索。慢慢地我有些疲惫和恼怒。每个人都汗如雨下。我快渴死了，什么喝的都没有。最后我只能承认这是个失败的任务，至少那一天不能再继续了，这时那个中国人突然从喉咙深处大喊了一声——这年轻人一定眼神特别好，他蹲下身从一个虬结的树根下抽出一个又脏又烂的东西，散发着酸臭的气味。那是一个在雨里浸泡了一年的钱包，而且一直是蚂蚁、甲虫的食物，天知道还被什么东西咬过，总之又湿又恶心，但那的确就是个钱包，而且是布朗森的，里面有他从卡布隆取来的新加坡币，虽然只剩下一团没了形状的恶臭的纸浆。当然银币还没找到，而且我相信一定也藏在附近，但我已经不在意了。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，那就是不管是谁杀了布朗森，他都没有从中赚到钱。
“你还记不记得，我说过当时注意到充气轮胎留下那条粗粗的线两侧，有布朗森的脚印，我说那是他停下来，大概在和谁说话？他体重不小，所以脚印很深；他不只是停车在松软的沙地上站了一下，又立马上车走了。他最起码站了一两分钟。我之前的解释是他在跟一个马来人或中国人聊天，但我越想越可疑。他凭什么要停下来聊天啊？布朗森正急着回家，虽然生性开朗，但和当地人也绝不会这样自来熟。他对那些人一直保持着分明的主仆关系。那些脚印一直让我很困惑。现在真相在我眼前闪过。不管谁杀了布朗森，他绝不是在抢劫，当时被害者会停下来聊天，是因为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朋友。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凶手是谁。”
我向来以为侦探小说是小说中极为有趣、巧妙的一类，也一直遗憾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华，但这样的小说我读了不少，而且谜底揭示之前我不能自己破案的情况是很难得的。我很早就猜到了盖兹的用意，但他最后说出来的时候我承认还是感到震惊。
“他见到的那个人是卡特莱特。卡特莱特正在射鸽子，布朗森停下来问他在玩什么，聊完天骑走的时候卡特莱特举枪把两枪管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。卡特莱特把钱和怀表拿走是为了伪装成团伙抢劫，匆匆把它们藏在森林里，然后在森林边缘沿小路走到了大路上，回到小屋，换上网球服，跟布朗森夫人驾马车去了俱乐部。
“我记得他那天网球打得多糟糕，而且我为了减轻对布朗森太太的打击，一开始说布朗森只是受伤，没有死的时候，我记得他整个人都塌了。要是布朗森只是受伤，就有可能说出实情。天呐，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。那个孩子是卡特莱特的。只要看看奥利芙就知道。就说啊，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？医生说过，布朗森太太得知怀孕的时候极为不安，还要他保证不告诉布朗森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布朗森一定知道他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。”
“你觉得布朗森夫人知不知道卡特莱特干了些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她一定知道。我回想她那一晚的表现，就对此坚信不疑。她的震惊，不是因为布朗森被杀，而是因为我说他只是受伤，后来我承认他被发现时就已经死了，她顿时嚎啕大哭，是一种释然。我了解那个女人。看看那个方下巴，你能说她不是强硬得跟块石头一样？她有钢铁般的心志。一定是她让卡特莱特这样做的。她计划好所有的细节，每一个步骤。他完全就在她的控制之下，就跟现在一样。”
“听你的意思，难道当时你和其他人完全没有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有问题吗？”
“一点没有。一点没有。”
“要是他们彼此相爱，而且她又怀了孩子，一走了之不就行了吗？”
“他们怎么走？只有布朗森有钱；她身无分文，卡特莱特也是一样。而且卡特莱特没有工作。你觉得要是把这段风流韵事挂在他脖子上，他以后还能找到工作吗？他快要饿死的时候，布朗森接纳了他，他却偷了人家的妻子。就这样跑了必定走投无路。他们不能让世界知道真相，唯一的机会就是除掉布朗森。于是他们果然除掉了布朗森。”
“或许他们可以求布朗森放过他们。”
“是的，不过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无耻。他对他们太好了，又是这么善良的一个家伙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他。他们宁可让他死。”
我们沉默了片刻，回味着盖兹的话。
“既然这样，后来你是怎么做的？”我问。
“什么都没做。还能做什么呢？哪里有证据？就凭我们找到了怀表和钱包？说是凶手藏在那里，后来又不敢去找，也很说得通。说不定凶手拿走了银币已经很满意了。要说那些脚印，可能是布朗森停下来抽了根烟，或者是路上拦着一根树桩，他等着碰巧遇到的几个苦力把树桩挪开。一个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女子在丈夫去世后四个月生下的孩子，谁能证明那孩子不是他的？没有一个陪审团会判卡特莱特有罪的。我闭口不言，布朗森的谋杀案就这样被忘记了。”
“我想卡特莱特夫妇并没有忘记。”我说道。
“要是真忘了，我也不会意外。人类的记性都短得吓人，就我的职业经验来说，可以告诉你，当一个人确定他的罪行不会被知晓时，他的悔恨之意不见得就有多么沉重。”
我又想到下午见过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瘦瘦的、戴着金框眼镜的秃顶老头，一个是白头发的邋遢老太太，讲话直率，带着尖刻又温和的微笑。我几乎难以想象在遥远的过去他们曾被如此狂乱的激情所左右（除此之外还能如何解释），竟最后踏上这样一条路，让残忍、冷血的谋杀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。
“既然知道是这样，和他们相处不会觉得不舒服吗？”我问盖兹。“虽然不想待人太过苛刻，但我也只能认为，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吧。”
“这你就错了。他们是很好的人——可以说是这里最好的人了。卡特莱特夫人心地善良，也很会逗趣。我的工作是阻止犯罪，一旦罪行发生就抓住犯人；但我见过太多的罪犯了，知道总体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坏。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也可能因为情势所迫走上犯罪道路，如果被逮住，他就会受到惩罚，但这并不妨碍他还是原来那个正直的人。当然社会制定了法律，必然要惩罚那些违反它们的人，这没有问题，但一个人的行为未必就能体现他的本质。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做过这么多年的警察，就会知道一个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。还好警察只管人们的所作所为，而不是所思所想；否则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事情会变得难办得多。”
盖兹弹掉了方头雪茄的烟灰，朝我笑笑，还是他那种带着讥讽意味的干涩微笑，但并不让人觉得讨厌。
“这么说吧，有一份工作我是不要干的。”他说。
“什么工作？”我问。
“上帝的那份工作——末日审判，”盖兹说，“这事儿可别找我。”
[1]1927年首次出版，收录于193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阿金》。
[2]tanahmerah，位于马来西亚东北角，马来语中本义“赤土”。
[3]federatedmalaystates（1895—1946），大英帝国在马来半岛的殖民政体之一，由半岛上四个接受英国保护的马来王朝所组成。
[4]middleeast，与现在的用法略有差异，曾经西方地理学家用它来描述从波斯湾到东南亚一带的大致区域。
[5]原文sukas，具体指何种饮料不详。
[6]ginpahit，即前文的红杜松子酒。此处是马来语中的称法，pahit本义为“苦”。
[7]stengah，马来语“一半”，指用等量威士忌和苏打水混合成的饮料，流行于二十世纪初东南亚英国殖民者之中。
[8]aden，也门共和国港市。
[9]marlborough，即马尔伯勒公学（marlboroughcollege），1843年创立的贵族寄宿学校。
[10]即1897年创立的英国制表品牌j.w.benson，创始人jameswilliambenson，曾是皇室和皇家海军官方供表商。
在马来亚没有比丹那美拉[2]更迷人的地方了。它靠着海，沙滩边缘是一带木麻黄树。政府依旧在荷兰人统治时建的市政厅办公，山上有灰色的堡垒遗迹，葡萄牙人曾以此对抗不服管制的土著。丹那美拉有悠久的历史，中国商人迷宫般的宅院依海而建，等到傍晚暑气退去，他们就可坐在凉亭中享受海风；这样的家庭可能已经在这里住了三百年。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的母语，互相用马来语和洋泾浜的英文交流。在马来联邦[3]，仅剩的记忆也大致随着刚刚故世的父辈湮灭了，活着的人只能依赖想象。
丹那美拉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中东[4]最繁忙的商埠，港口里千樯林立，那些快速帆船、中国式帆船依然会在通往中国的航线上乘风破浪。不过现在这个商埠已经死寂。它和所有曾经荣光的地方一样，留存着哀伤和浪漫的气息，活在业已消散的繁华记忆中。这是个倦意沉沉的小城，外人至此，渐渐褪去了本身带着的活力，不知不觉间会坠入当地人悠闲、慵懒的生活中去。几次橡胶业的蓬勃没有引发多少繁荣，反而它们的瓦解加速了小城的衰落。
欧洲人的区域非常安静。这里简洁、整齐、干净，来此定居的白人可能是政府职员或者公司的代理人，他们宽敞舒适的木屋掩映在高大的肉桂树下，都建在一个巨大的运动场周围。这个运动场不但面积广阔，而且草地被精心打理，绿得就像大教堂的院子。事实上，丹那美拉的这个角落的确静得隔绝尘嚣，像是到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。
俱乐部面朝大海，是幢宽敞而破败的建筑，有种被人废弃的气息，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个不速之客。它让你感觉这里其实已经停业了，为了改建或修缮，而你只是趁门没有关，鲁莽地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。早上这里会有几个来办事的种植园主，喝上一杯甜味杜松子混调酒，再赶回园子去。到了下午晚些时候，可以看到一两位女士在悄悄翻阅过期的《伦敦新闻画报》。夜幕降临，几个男人踱着步走进来，在台球室里找地方坐下，喝着苏卡斯酒[5]看别人打球。不过到了周三会热闹一些，楼上的大厅里会放起留声机，周围乡村的人都会来跳舞。有时候会有不下十二对舞伴，甚至可能凑起两桌桥牌。
就是在这样的周三我认识了卡特莱特夫妇。当时我住在一个叫盖兹的人家里，他是当地的警察局长。盖兹那天走进台球室，问我是否愿意凑一桌桥牌。卡特莱特夫妇是种植园主，周三会来丹那美拉是想让他们的女儿能难得高兴高兴。盖兹说，他们夫妇人都很好，低调、话不多，也很会打桥牌。我跟着盖兹进了牌室，见到了卡特莱特夫妇。他们已经坐好在牌桌边，卡特莱特太太在洗牌。看她老练的手法，我对这场牌局也颇为期待。她双手分别拿了一摞牌，灵巧地将牌角对插起来，一磕之后用一个干净而放松的手势将两摞牌洗在了一起。
这洗牌的技术已经接近戏法。喜欢打牌的人都知道没有持之以恒的练习是做不到这样完美的。我基本可以断定，能这样洗牌的人一定对打牌本身就极为热爱。
“你是否介意我和我丈夫搭档？”卡特莱特夫人问道。“否则我们一方赢了另一方的钱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“当然不介意。”
切牌之后我和盖兹坐下了。
卡特莱特夫人抽到了一张a，一边利落地发牌，一边跟盖兹聊着地方上的事情。不过我也意识到她在打量我。她看上去很精明，但也毫无恶意。
她大概五十多岁（不过在东方大家老得快，所以也不大说得准），头发扎得有些乱，总有一缕会从额前落下来，于是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不耐烦地往后撩那缕头发。你会疑惑为什么她不用一两个发卡，可以省去多少麻烦。她的蓝眼睛很大，但是颜色黯淡，透露着疲惫；脸色灰黄，而且都是皱纹；她脸上总像是有种尖刻的讽刺意味，虽然这种讽刺并非存心伤害谁；我后来发现这种表情主要是因为她嘴的样子。你看得出来这个女人很清楚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不怕直抒己见。她打牌喜欢聊天（有些人对此深恶痛绝，但我倒不怎么介意，因为我想不出为什么大家在牌桌上要装得像是在追思会上一样），并且很快表现出有戏谑牌友的天赋。她的话的确犀利刻薄，但听着有趣，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被冒犯。要是她哪句讽刺的话略显过头，你要调动自己全心的善意才会觉得它好玩，但你同时意识到，卡特莱特夫人也不会介意别人这样说她。要是你难得凭运气讲出一句高明的反驳，把讥诮之意全转回到她头上，那张薄唇大嘴会不露感情地笑笑，但眼睛却亮了起来。
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，我喜欢她的坦率、她的机敏反应，和她的其貌不扬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在意自己外表的女子。不仅仅是头发凌乱，她全身上下都是不修边幅的。虽然穿着高领的丝绸长裙，但她为了凉快解开了最上面的几个扣子，露出了消瘦、干瘪的脖子。裙子上也不干净；因为她抽烟无数，所以盖得自己满身的烟灰。她有次跟人说话稍稍站起来了一会儿，我就看到蓝色的裙子不仅需要好好刷一下，而且裙摆处都已经破损了，底下那双平跟靴子也很厚实。但这些都不要紧，因为认识她之后，这些打扮一点也不突兀。
和她打牌也很愉快。她出牌迅速，从不犹豫，不仅懂牌，而且牌风潇洒。盖兹的打法她自然清楚，可跟我是初次交手，她也很快吃准了我的牌路。她和她丈夫之间的配合叫人不得不佩服；他是个稳当但谨慎的牌手，但卡特莱特夫人对丈夫非常了解，所以能打出一些大胆却又笃定，精彩却又安全的牌来。盖兹打牌建立在一种愚蠢的乐观上，那就是他期待着对手抓不住他的昏招。我们两人自然不是对手。输了一盘又一盘之后，我和盖兹也无奈地只能微笑，装出乐在其中的样子。
“我也弄不懂今天的牌是怎么回事，”到最后盖兹哀叹道，“就算所有牌都到了我们手上还是输。”
“那肯定跟你们怎么打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啦，”卡特莱特夫人回应道，一双蓝眼睛正对着盖兹，“简单得很，一定都是运气不好。不过呢，要是刚才你没把红心和方片弄混，应该还能救得回来。”
盖兹开始长篇大论，解释这个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的不幸事件是如何发生的，不过卡特莱特夫人早已娴熟地把牌铺成一个大圆圈，等我们切牌。卡特莱特先生看了眼时间。
“亲爱的，这局之后不能再打了。”他说。
“不能了吗？”她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，喊住了一个正从牌室里穿过的年轻人，跟他说：“哦，布伦先生，要是你上楼的话，告诉奥利芙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走了。”然后她转过来对我说：“我们回种植园大概需要一个小时，可怜的西奥明天天一亮就得起来。”
“我们反正一个星期也就来一次，”卡特莱特先生说，“只有周三奥利芙才有机会无拘无束地高兴一回。”
卡特莱特先生在我看起来岁数不小了，神色疲惫。他中等身高，秃顶，脑门油光光的，灰白的短胡须，戴一副金框眼镜。身上是白色的帆布西服，配一根黑白相间的领带。他的穿戴都很整洁，相比于邋遢的妻子，显然他对自己的仪表要用心得多。他不太说话，但喜欢自己妻子尖刻的幽默感，有的回应还颇为巧妙。这对夫妻很明显又是好朋友，他们几乎都快过了中年，一定共同生活了很久，还能有如此坚实和宽厚的情谊，看在眼里确实让人愉快。
这一盘只要两局就能打完，我们刚点了最后一轮红杜松子酒，奥利芙下来了。
“真要现在就走了吗，老妈？”她问道。
卡特莱特夫人用宠爱的目光看着女儿。
“是啊，亲爱的。已经快八点半了。等到我们吃上晚饭可能要十点之后了。”
“让晚饭见鬼去。”奥利芙活泼地说道。
“我们走之前让她再去跳支舞吧。”卡特莱特先生建议道。
“一支都不行。必须让你晚上好好休息。”
卡特莱特先生微笑地看着奥利芙。
“要是你母亲定下了主意，亲爱的，我们最好还是投降，不要抵抗了。”
“我母亲可是一位坚定的女人。”奥利芙说着，疼爱地抚了抚母亲满是皱纹的脸颊。
卡特莱特夫人拍了拍女儿的手，亲了一下。
奥利芙并不算漂亮，但长得极为温柔可人。我猜她不过十九、二十岁，依然还有那个年纪胖乎乎的样子，到时会瘦下来，就会更好看了。母亲的长相有性格是因为那股坚定，她并没有；她更像父亲，黑色的眼睛，略带些鹰钩鼻，还有那副老好人的气质。很明显她身体很好，脸色红润，眼睛也明亮，她的这份活力父亲早就丢失了。她似乎是一个最常见到的英国姑娘，兴致很高，总想着做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情，脾气也非常好。
和他们分开之后，盖兹和我准备散步回他的家。
“你觉得卡特莱特一家如何？”他问我。
“我喜欢他们。在这样的地方，他们一定很受欢迎。”
“我只希望他们能来得更勤些，这一家人的生活太平静了。”
“对于那姑娘来说一定很无趣，她的父母有彼此陪伴似乎已经满足了。”
“是啊，他们很美满。”
“奥利芙完全跟她父亲是一个模子刻的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盖兹扫了我一眼。
“卡特莱特不是她的父亲。卡特莱特夫人嫁给他的时候是个寡妇。奥利芙是她父亲死后四个月出生的。”
“啊！”
我发出的这一声里，已经把我能放进去的惊讶、兴趣和好奇全都放进去了。但盖兹没有接话，余下的路我们是沉默着走完的。仆人等在门口，进屋之后我们又喝了杯苦金酒[6]，然后坐下吃晚餐。
一开始盖兹很愿意聊天。因为橡胶产量被限制，走私犯活跃起来，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用智谋不让他们得逞。那一天他抓到了两艘中国式帆船，志得意满地搓着手。仓库里塞满了缴获来的橡胶，到时会很庄严地焚毁。不过他很快陷入到沉默中，晚餐吃完的时候已经一言不发。仆人把咖啡和白兰地端了进来，我们点上了方头雪茄烟。盖兹靠在椅背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又看看他的白兰地。仆人们都出去了，屋里只剩我们两个。
“我认识卡特莱特夫人超过二十年了，”他缓缓地说，“当年她长得可一点不丑。邋遢是有些邋遢，但这一点年轻的时候似乎没那么要紧，甚至还很有魅力。她嫁给了一个叫布朗森的男人。雷吉·布朗森。他是个种植园主，园子在塞兰坦；我当时被派在阿罗利匹斯，那个地方当时人比现在少得多，整个小镇可能连二十个英国人没有，但有个小俱乐部倒很有意思，我们那时玩得都非常高兴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布朗森夫人的情形，好像就在昨天。那时候没有汽车，她和她丈夫都是骑自行车来的。当然那时候她不像现在看上去那么坚韧了，要瘦得多，面色很好，眼睛很美——你知道吗，那时她眼睛是蓝色的——而且有茂密的深色头发。要是她仔细收拾一下的话，大概是个绝色美人。不过就算那样她也是当地最好看的女子了。”
我试图从卡特莱特夫人——也就是那时的布朗森夫人——现在的样子，再配上盖兹不很生动的描述，在头脑中勾勒出她当时的模样。透过牌桌边那个结实的女子，那丰满的身材和不太灵活的坐姿，我试图想象一个纤纤弱质的女孩子，走路轻盈，举头投足都优雅、轻松。她的下颚现在露出了棱角，鼻子也嫌硬气，但年轻时的圆润应该把这些缺陷都裹起来了：她当年白里透粉的皮肤，茂密的棕色头发草率地凌乱着，一定迷人极了。那时候她大概穿一条束腰的长裙，戴阔边花式女帽。或许当时在马来亚，女士就像旧画报里那样，戴的依然是那种遮阳帽？
“我来这儿之前，离上一回见她也有——啊，快二十年了，”盖兹继续说道，“我知道她在马来联邦，可到这儿上任的时候，没想到就在俱乐部见到了她，跟很多年前在塞兰坦一样。当然她现在岁数也大了，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。看到她有一个成年的女儿还是难以置信，也让我意识到时间过得多快，上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，现在，哪敢想啊，还有两三年就要到岁数必须退休了。有点没劲，是不是？”
盖兹丑陋的脸上是哀伤的微笑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些许愤怒，就好像本该由我阻拦岁月匆匆的脚步一般。
“我不是也一把年纪了么。”我回答道。
“你没有一辈子住在东方。这里让人老得快，五十岁就算进入老年，到了五十五已经是一堆废料，什么用都没有了。”
我怕盖兹聊着聊着成了关于变老的专题演说。
“你重新见到卡特莱特夫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她来？”我问。
“怎么说呢，算认出也算没认出。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见过，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。我觉得可能是放假的时候在船上有过几面之缘。但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。她眼睛里那种不动感情的一闪，和她清脆的嗓音，都在我的记忆里。她的声音里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：你可有些蠢啊，小伙儿，但你人不坏，我可打心眼里喜欢你。”
“光从声音里能听出这么多话？”我微笑道。
“在俱乐部里，她朝我走过来跟我握手。‘你好啊，盖兹少校？还记得我吗？’她问。
“‘当然记得。’
“‘我们上回见面之后，真是桥下多少河水已经淌过。我们都不再年轻了。你有没有见过西奥？’
“我一下子没有想到她说的西奥是谁。大概我当时的表情很蠢，因为她微笑了一下，那种嘲弄的神情我是那么熟悉，然后她解释道：
“‘我嫁给了西奥，想不到吧。当时觉得也只能这样了，我有些寂寞，他也想结婚。’
“‘你们结婚我听说了，’我说，‘应该很幸福吧。’
“‘哦，非常幸福。西奥真是可爱极了。他马上就到，见到你他会很高兴的。’
“我当时有些不解。我还以为这世上西奥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了。照理说，她也应该不大想见到我，但女人有时候很奇怪。”
“为什么她不想见你？”我问。
“这个我等会儿再讲，”盖兹说，“这时候西奥就出现了。我怎么就叫他西奥了——我从来都喊他卡特莱特的，在我眼里，他就是卡特莱特，从来没有别的称呼。‘西奥’让我很意外。他现在的模样你也知道了；我还记得他小伙子的时候，一头鬈发，很有活力，很干净。他永远把自己收拾得衣冠楚楚，身材也不错，而且姿态神气，像个经常运动的人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他长得也不难看，虽然不能说多么英俊过人，但很文雅，而且举手投足都很轻巧自如。当我见到这个驼背、枯槁、秃顶的老头，还戴了副眼镜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要跟我说他是谁我都相信。不过他见了我的确挺高兴——不说高兴，至少颇有些兴致；他没有说什么热情的话，但这个人本来就偏于安静，所以这也是正常的。
“‘在这里见到我们是不是很惊讶？’他问我。
“‘要说的话，我之前也根本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。’
“‘我们倒是一直或多或少了解你的行踪，因为你的名字不时会在报纸上见到的。你哪天一定得来我们住的地方看看。我们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，大概回英国养老之前一直就会住在那里。你后来回过阿罗利匹斯吗？’
“‘没有。’我说。
“‘那真是个漂亮的小镇子，据说现在扩张了。我也从来没回去过。’
“‘对我们来说，那里的回忆不算特别美好。’卡特莱特夫人说。
“我问他们要不要喝一杯，然后就喊了服务生。你应该也发现卡特莱特夫人喜欢喝酒了吧。倒不是说她是个酒鬼之类的，那倒完全没有，但是她喝起威士忌苏打[7]来不输给男人。我看着他们忍不住感到好奇。这对夫妇看上去感情好极了，而且我当时就判断他们生活很宽裕，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还阔绰得很。有辆很好的车，而且回国度假的时候什么开销都来者不拒。他们的关系不能再和谐了，你知道，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，却依然觉得世上没有别人比对方更让自己开心，这在外人看来真是可喜可贺。他们的婚姻显然非常美满。而且他们也都钟爱奥利芙，为女儿感到骄傲。尤其是西奥。”
“尽管她并不是亲生的？”我说。
“尽管她不是亲生的，”盖兹说道，“照理她应该把姓氏改了就好了，但她没改。她只叫他老爸，这也自然，她并没见过其他的父亲，不过她写信落款还是奥利芙·布朗森。”
“说起来，布朗森是怎样的一个人？”
“布朗森？大高个，很爽朗，嗓门很大，笑起来像咆哮，很有肌肉，是个运动健将。基本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但耿直得就像骰子有六个面一样明明白白。他是个红头发，脸上的皮肤也是红的。现在想来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会出汗的人。他全身上下像是水会涌出来一样，那时候打网球他都会带上一根毛巾。”
“听上去可不是个有魅力的男人啊。”
“他长得挺英俊，而且身材也保持得好。他对后面一点颇为在意。能和他谈的话题只有橡胶和运动，网球啊，你知道，还有高尔夫和射击。在我看来他一年到头都不会翻开一本书。他是典型的私立‘公学’出来的那种人，我第一回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了，但头脑还是像个十八岁的孩子。有太多这样的家伙到了东方似乎就不再成长了，你知道。”
这一点我倒的确知道。一个旅行的人，最让他手足无措的就是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秃顶中年男子，说话、行事都跟中学生一样。你几乎会以为，他们穿过苏伊士运河之后脑子就关了起来。他们可能已经结婚，有好几个子女，甚至还管着庞大的一门生意，但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依然停在六年级。
“但是他这个人并不笨，”盖兹继续说，“业务上没有什么是他不懂的。他的橡胶园是全国打理得最好的，他也很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人。这的确是个大好人，要是他真把你惹烦了，你还是忍不住喜欢他。布朗森在钱这方面也不小气，总愿意帮别人一把。卡特莱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来的。”
“布朗森夫妇相处得好吗？”
“哦，应该是吧，要我说他们一定相处得不错。男的心肠好，女的活泼、开朗。你也知道，她说话很坦率。就是现在，她愿意的话还是可以很风趣，但那些玩笑里往往多了些刺人的东西；当她还年轻，还是布朗森夫人的时候，那些欢笑就更纯粹了。她那时候精力充沛，总想着玩乐，一点不在乎自己说了什么，不过那些话跟她的性格相称，不知道你明不明白，就是说她那个人是这样直爽、坦率、漫不经心，没有人会计较她说了你什么。他们当时过得挺幸福的。
“他们的庄园离阿罗利匹斯大概有五英里。他们有一辆马车，每天一般都是五点会到。当然那时外国人非常少，而且以男人为主，大概只有六个女人。谢天谢地布朗森夫妇出现了。只要他们一下马车，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。那个小小的俱乐部里我们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。之后我经常想到他们；离开那里的岗位之后，总体而言我也没再那么开心过。二十年前，每天六点到八点半，从亚丁[8]到横滨你找不到一个比阿罗利匹斯更欢乐的地方。
“有一天布朗森夫人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个朋友会来小住，几天之后卡特莱特就跟着他们来了。据说他跟布朗森是老朋友，一起在马尔伯勒[9]还是跟它差不多的地方上过学，之前来东方是坐同一条船来的。很多橡胶园那个时候栽了跟头，不少家伙就失业了。卡特莱特就是这样。他没有工作已经大半年，也没有积蓄；当时种植园主收入比现在还差，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运气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起来应付拮据的时候。卡特莱特就去了新加坡。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去那儿，当时的样子我见过，我就认识很多种植园主睡在新加坡的大街上，因为连一晚上的住宿费他们都拿不出来。我知道他们甚至会在欧洲大酒店门口拦陌生人，问他们讨一块钱吃饭。我想当时卡特莱特日子就很不好过。
“最后他写信给布朗森，问后者能否想办法帮他一把。布朗森请他住到家里来，直到情况好转为止，至少食宿不用再花钱了；卡特莱特当然一听就答应了，可布朗森还得先把火车票的钱寄给他。等卡特莱特在阿罗利匹斯下车的时候，他口袋里不会多过十分钱。布朗森自己本来就有收入，据我判断大概一年两三百，虽然管理庄园的工资是削减了，但至少工作没有丢，也比大多数种植园主宽裕一些。卡特莱特到的时候布朗森夫人让他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”
“她人真好啊。”我评论了一句。
“好极了。”
盖兹又点了根方头雪茄，杯子里也再次斟满。一切都停下来了，除了壁虎几声叫喊，这寂静很压迫人。似乎这热带的夜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天知道住得最近的人类离我们有多远。盖兹沉默太久了，逼得我只好找了句话说。
“那时候卡特莱特是怎么样一个人？”我问道。“自然更年轻些，你也提过长得好看；但为人性情怎么样？”
“这个嘛，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怎么留意过他。他没有架子，很亲切；我敢说你也注意到他现在很安静，其实呢，当时也没有比现在活泼多少。但他完全不让人讨厌。卡特莱特喜欢看书，钢琴也弹得不错。没有人嫌弃过他，因为他从来不会妨碍谁，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对他多加了解。他舞技挺好，这点讨女人喜欢，不过他打桌球和网球也都不赖。很自然地他就成了我们的一员。我不能说他当时受到如何疯狂的欢迎，但的确每个人都喜欢他。当然，同情的心理都是有的，面对一个完全破产的男人难免如此，但反正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，总之，我们就接纳了他，就好像他从来就是属于那里的。他那时候每天晚上就跟布朗森夫妇一起来，和大家一样为自己的酒水买单；我想应该是布朗森借了他一点钱，覆盖眼下的开销。另外，他也总是彬彬有礼的。我说的这些都不具体，因为他的确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在东方，你见的人太多了，他就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。他也想尽一切办法要找活儿来干，但始终都不走运；实际情况就是根本没有新的职位空出来，所以他也很懊丧。他在布朗森家住了足足一年。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：
“‘说到底我也不能住一辈子。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，但凡事都有度的。’
“‘照我看，布朗森应该是很愿意接待你的，’我说，‘橡胶种植园上都冷清得很，再说，你多耗费的食物和饮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’”
盖兹又停下来，迟疑地看着我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这故事大概是被我讲坏了，”他说，“一直在瞎絮叨。我可他妈不是个小说家，我就是个警察，把当时看到的事实说给你听；从我的角度，所有的背景都很重要；我是说，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是应该了解的。”
“当然了，你就往下说吧。”
“我记得当时有人问布朗森夫人——是个女人，应该是医生的夫人——她问布朗森夫人，屋子里总有个外人有时候不会觉得烦吗？你知道，在阿罗利匹斯那样的地方，不聊邻居的家事就没有多少可以聊了。
“‘哦，不烦，’她说，‘西奥省心极了。’她转头对着自己正在擦脸的丈夫说：‘我们喜欢西奥在家里作客，对吧？’
“‘我觉得挺好。’布朗森说。
“‘他一天到晚有什么事情干呢？’
“‘哦，这我不清楚，’布朗森夫人说，‘有时候，他就和雷吉在园子里转，打打猎，或者跟我聊天。’
“‘他很愿意帮忙，’布朗森说，‘那天我发烧了，他就替我把活儿都干了，我只要躺在床里自得其乐就行了。’
“布朗森夫妇没有孩子吗？”我问。
“没有，”盖兹回答，“我不知道原因，他们其实完全负担得起的。”
盖兹靠在椅背上，把眼镜取下来擦拭镜片；他的度数很深，戴上眼镜之后眼睛看上去就变形了，看他本人摘下眼镜长得也不算难看。壁虎在屋顶发出像人一样的叫声，有点像一个智障的孩童在笑。
“布朗森是被杀的。”盖兹突然说。
“被杀？”
“对，是蓄意谋杀。那一晚我永远也不会忘。我们先是打了网球，布朗森夫人、医生的太太、西奥·卡特莱特和我；然后我们打了会儿桥牌。卡特莱特那天状态不佳，到牌桌边坐下来的时候，布朗森夫人跟他说：‘我说西奥，你要是牌打得跟网球一样臭，我们就要把这家都输掉了。’
“我们当时刚喝完一杯，她喊了仆人过来，又点了一轮酒。
“‘把这杯酒吞下去，’她对卡特莱特说，‘没有顶级大牌和一个边花上的赢墩，就别叫牌。’
“布朗森那天不在，他骑自行车去了卡布隆，取钱给他的苦力发工资，准备回来再一起去俱乐部。布朗森的园子相比于卡布隆其实离阿罗利匹斯更近，但商业上卡布隆更重要，所以布朗森把钱存在那里。
“‘雷吉回来可以直接加入我们。’布朗森夫人说。
“‘他已经比说好的时间迟了吧？’医生的夫人问。
“‘早过了，他之前说网球一定赶不及，但桥牌应该能打上一盘。我怀疑他没有直接回来，而是去了卡布隆的俱乐部，在那里喝得起劲呢，这个混蛋。’
“‘哦，不过凭他的酒量，可以干掉很多杯却一点醉意都看不出来。’我笑着说。
“‘他越来越胖了，你知道吗，一定得当心了。’
“牌室里只有我们几个人，但可以听到台球房里面的欢笑声，听得出都很尽兴。快到圣诞节了，大家都有些放浪形骸。圣诞前夜还有一场舞会。
“在牌桌旁坐下来，我还记得医生的妻子问布朗森太太，是不是累了。
“‘一点都不累，’她说，‘我有什么好累的？’
“我不明白说这句话有什么好脸红的。
“‘我是在担心刚刚那场网球是不是让你有些吃不消了。’医生的妻子说。
“‘哦，不会。’我当时就感觉，布朗森太太的回答有些过于简略突兀，就好像她不愿多聊这件事。
“我不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，也是一直到后来，我才想起这些事。
“我们打了三四盘桥牌，可布朗森还是没有到。
“‘不知道他那里出了什么事，’他的妻子说，‘我想不出什么道理他会这样迟。’
“卡特莱特向来话很少，但那天晚上他几乎没有开口。我以为他太累了，问他今天都忙了些什么。
“‘没干什么，’他说，‘稍微吃了点午餐之后就去射鸽子了。’
“‘收获如何？’我问。
“‘哦，五六只吧。它们都太容易受惊了。’
“不过这时候他说道：‘要是雷吉回来晚了，我猜他是觉得再赶过来不划算。可能我们到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已经洗了澡，在躺椅里睡着了。’
“‘卡布隆回来的确是好长的路啊。’医生的妻子说道。
“‘他走的不是大路，你知道吗，’布朗森太太解释道，‘他会抄一条穿过森林的近道。’
“‘骑自行车那里好走吗？’我问。
“‘哦，好走，那是条不错的小道，大概近了好几英里。’
“我们刚开始新的一盘，酒吧间的仆人进来说有个警长找我。
“‘他有什么事？’我问。
“那个仆人说他不知道，但有两个苦力也在外面。
“‘这混账，’我说，‘要是最后没有什么事情却来烦我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’
“我跟仆人说我马上就来，还是把手上那一局打完了。我站起来，跟桌上的人说：‘一会儿就回来。’然后又关照卡特莱特：‘牌帮我发着，听到没？’
“我出来之后看到警长带着两个马来人在台阶上等我。我问他们到底要干吗。他说那两个马来人去警局，报案说有个白人死在森林里通往卡布隆的那条小路上；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惊骇，一下子想到了布朗森。
“‘死了？’我喊道。
“‘对，被射杀的。伤口在头上。一个红头发的白人。’
“这时我知道一定是雷吉·布朗森了，实际上，其中一个说认得死者的马来人还报出了他种植园的名字。这太让人不好接受了。而他的妻子还正在牌室里不耐烦地等着我去理牌、叫牌呢。有一时半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实在是有些慌了神。要是什么铺垫也没有，把这么从天而降的可怕消息告诉她也太说不过去了，但我发现我根本想不到能说什么来减轻这个打击。我让警长和苦力不要走，自己转身进了俱乐部。我必须振作起来。走进牌室，布朗森太太说：‘你可真够久的。’这时她看见我的脸色。‘出了什么事吗？’我看见她握紧了拳头，脸色变得煞白。你会觉得她应该是有了些凶恶的预感。
“‘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’我说道，嗓子像被堵住了，声音自己听起来都沙哑而诡异。‘发生了一个意外。你的丈夫受伤了。’
“她长长地倒抽一口凉气，但没有惊叫，倒很奇怪地让我想起绸缎撕裂的声音。
“‘受伤？’
“她腾的一声站起来，转头看着卡特莱特，眼珠都快要瞪出来了。这一瞪在后者身上的效果也很可怖，他往椅背上一靠，脸白得像见了鬼一样。
“‘恐怕……是非常，非常重的伤。’我补了一句。
“我知道自己只能把真相告诉她，而且不能拖延，但我就是说不出口。
“‘他还，’她的嘴唇颤抖得太厉害，所以话都说不清，‘他还——有意识吗？’
“我看着她，一时没有作答。只要不必回答这个问题，要我拿出一千英镑都不在话下。
“‘没有了，应该没有意识了。’
“布朗森太太瞪着我的眼神，好像要直接看看我大脑里有些什么。
“‘他死了吗？’
“我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实情，赶快结束这场对话。
“‘是的，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。’
“布朗森太太瘫倒在椅子中，大哭起来。
“‘我的天啊，’她喃喃地喊着，‘我的天啊。’
“医生的妻子走过来，搂住她；布朗森太太捂着脸前后晃着，哭得歇斯底里。卡特莱特还是一脸死灰，一动不动坐着，张大着嘴瞪着她。你会觉得这个人已经化成了石头。
“‘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’医生的妻子说道，‘你要坚强一些啊。’这时她转过来对我说，‘给她拿杯水，然后把哈里找来。’
“哈里就是她丈夫，当时正在打台球。我去了台球房把事情告诉了他。”
“‘喝什么狗屁的水啊，’他说，‘这时候她需要的是一杯白兰地。’
“我们把酒拿过去，强迫她喝下，她激烈的情绪也一点点衰减下去了。几分钟之后，医生的妻子已经可以扶着她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。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首先，卡特莱特已经崩溃了，派不上什么大用场。对他来说这个意外太骇人了，这也好理解，布朗森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而且对他有莫大的恩惠。
“‘老兄，看起来你也得来两口白兰地啊。”我跟他说。
“他努力定了定神。
“‘我被吓到了，你可以想象，’他说，‘我……我没……’他说不下去，就像是心神已经飘走了；他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可怕。卡特莱特取出一盒烟，又掏出火柴，但手太抖了，根本划不着。
“‘好的，给我一杯白兰地。’
“‘伙计。’我朝仆人喊了一声，然后转过来对卡特莱特说：‘我要问你，你现在有办法带布朗森夫人回家吧。’
“‘哦，可以。’他回答。
“‘那就好。医生和我会带一些警察跟着苦力到发现遗体的地方。’
“‘你会把他带回家里吗？’
“‘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送到太平间。’医生说道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。‘我还得检查一次遗体。’
“布朗森太太回来的时候，她的平静程度让我大为惊讶，我把我的建议跟她说了。医生的妻子心地善良，提出陪她回家，并且在布朗森家过夜，但布朗森太太坚决不接受。她说她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但医生的妻子还在坚持——你知道有些人看到别人遇上麻烦，会多么毅然决然地要把自己的善意强加给对方——这时布朗森太太几乎是恶狠狠地对她说道：
“‘不用，不用，我只能一个人待着。真的只能一个人待着。另外，西奥反正也在家里。’
“他们上了马车，西奥拉起缰绳，就走了。医生和我随后也出发了，警长和苦力们跟在后面。我已经让我的马夫先去了警局，让他们派两个人到发现尸体的地方。很快我们赶上了布朗森夫人和卡特莱特。
“‘你们没事吧？’我朝他们喊道。
“‘没事。’他回答。
“有很长的一段路我和医生都没有说话；我们也都被深深地震惊了。另外我也有些担忧，因为不管用什么办法我总得找到杀人犯，我当时就明白这并不容易。
“‘你觉得是抢劫团伙吗？’医生最后问道。
“那完全是我当时的猜测。
“‘我觉得这一点疑问都没有，’我答道，‘他们知道他去卡布隆是去取钱的，所以就在回来的路上等着他。他本来就不应该从树林中一个人回来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一大袋钱在身上。
“‘他多年以来都是如此，’医生说，‘而且其他人也有不少是这么干的。’
“‘我知道。问题就在于，我们要怎么才能抓到那些杀人犯。’
“‘你觉得，有没有可能那两个号称发现他的苦力会跟这案子有关系？’
“‘不会，他们没这胆子。我认为如果是两个中国人，说不定能想出这种把戏来，但我不相信马来人会这么干。他们会先吓死的。当然我们会留意那两个苦力。他们要是突然有钱挥霍起来我们一定能注意到。’
“‘这对布朗森太太来说太糟糕了，’医生说，‘不管什么时候出这种事都很可怕，何况她还怀着孩子……’
“‘这我不知道啊。’我打断他道。
“‘是，不知为何她想要保密，我就一直觉得，这件事上她有些古怪。’
“这时我想起布朗森夫人和医生妻子之间那一小段对话，明白了为什么那位好心的太太这么担心布朗森夫人会过于劳累。
“‘她结婚这么多年了，突然有了孩子倒也不寻常。’
“‘有时候是这样的。不过这也出乎她的预料。一开始她来找我，我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时候，她昏过去了，然后开始哭。我还以为她会高兴得不得了呢。她说布朗森不喜欢孩子，一直对生育这件事很厌恶，然后非要我答应帮她保密，她会慢慢找机会让布朗森知道。’
“我想了一想。
“‘像布朗森这种那么开心、热情的家伙，你还以为他会一心只想要个孩子呢。’
“‘这种事都是很难说的。有些人就是特别自私，不想要这麻烦。’
“‘那么，后来她告诉丈夫之后布朗森什么反应？他难道没有喜出望外？’
“‘我觉得她可能还没有告诉他；虽然也等不了多久了。要么是我完全搞错，否则她应该还有五个月就要临盆了吧。’
“‘可怜的家伙，’我说，‘你知道吗，我有种感觉，要是布朗森知道的话会高兴坏了的。’
“接下来在马车上我们都没说话，到了去卡布隆那条近道从大路分岔的地方。过了一两分钟，警长和两个马来人乘着我的马车也到了。我们取了马车的前灯照路。我让医生的马夫留下看着马，并且关照他等警察来了，就让他们一直沿着小路往前找来。于是两个苦力就举着灯走在前面，我们在后面跟着。这条小道并不算小，至少通得过一辆小马车，大路还没修的时候，卡布隆和阿罗利匹斯之间就靠这条路线往来。脚踩着很坚实，适合行走，路面有些地方被沙子覆盖，可以清晰地看见自行车的车辙。自然是布朗森去卡布隆时留下的。
“我们排成一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——这是我的估算，突然两个苦力尖叫一声，定在当场。眼前这一幕来得太突然，虽然他们一直心里做着准备，依然被吓了一跳。苦力手里的灯并不太亮，暗暗地照出布朗森横躺在道路中间；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，就这样姿势怪异地落在地上。我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医生在我看来也是一样。我们虽然不做声，但森林的嘈杂却震耳欲聋，那些讨厌的知了和牛蛙能把死人都吵醒。即使是在平时，夜晚森林的响声也有种诡谲；你觉得那个钟点该是万籁俱寂的，所以听到那种无休无止且又难觅踪迹的喧嚣，你会有种奇异的感觉，心里很不安宁。它会把你包围，让你无处可躲。但在那一晚，你得相信我，那样的声音真是让你惊恐。那个可怜的家伙躺在那里，死了，而森林中焦躁的生命根本不管它，只顾自己凶残地活着。
“尸体的面孔是朝下的。警长和苦力朝我看看，似乎在等命令。我那时还很年轻，大概心里也有点怕。虽然看不到脸，但我毫不怀疑那就是布朗森，又觉得自己职责所在，应该去把尸体翻过来，确认身份。每个人总归都有些怕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，我就一直对碰尸体特别恐惧。到现在我的确也碰过不少了，但还是或多或少觉得恶心。
“‘这的确就是布朗森。’我说。
“这时医生——天呐，医生那天也在真是我的运气——医生弯下腰，把那人的头转了过来。警长把灯光凑了过去。
“‘我的天呐，他一半脑袋被打没了啊。’我喊了一声。
“‘是的。’
“医生站了起来，挺直身子用路旁树上的叶子擦了擦手。
“‘他完全死了吗？’我问。
“‘哦，自然是死了，应该是中枪之后就没命了。不管枪手是谁，枪口一定离他很近。’
“‘他死了多久了，据你推算？’
“‘哦，难说，几个小时吧。’
“‘如果他是要六点回去打牌的话，那应该五点左右经过这里。’
“‘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。’医生说。
“‘是，不会有的，他是骑着车被击中的。’我盯着尸体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想到布朗森那么吵闹的一个人，短短几小时之前还是那么兴高采烈地活着。
“‘你不要忘了他身上本该带着苦力的工资。’医生说。
“‘没忘，我们还得查一下他身上。’
“‘把他翻过来吧？’
“‘等一下，先看一眼周围的地面。’
“我拿过一盏灯，尽量仔细地检查周围地面。他摔倒的地方，沙子上都是混乱的脚印，有我们的，也有苦力找到他的时候留下的。我往前走了几步，很清楚地看到他车轮的痕迹，之前显然骑得又直又稳。我沿着这条轨迹回到尸体的位置，或者说，在还差一点点的地方，看到车辙两侧他那双厚重的靴子留下的清晰的脚印，明显是他停下来，站在地上，然后又重新骑上了车，车轮剧烈地晃动了几下，然后就连人带车倒下了。
“‘我们查一下他的口袋吧。’我说。
“医生和警长把尸体翻了过来，一个苦力把自行车移开了。他们让布朗森面朝上平躺着。据我所知，他应该一些钱是纸钞，一些钱是银币，而银币就该装在一个袋子里，挂在车上；我扫了一眼车子，总之袋子是肯定没有了。纸钞应该会放在皮夹里，厚厚的一大叠。他全身上下我都摸了一遍，但什么也没有；我还把口袋全抽了出来，全是空的，除了一处例外，就是裤子右边的口袋，里面只有一点点零钱。
“‘他一向都带怀表吗？’医生问。
“‘是，他当然会带着怀表了。’
“我记得他平常表链都会穿过外套翻领上的扣眼，而怀表、几个印章还有别的东西都会放在胸前的口袋里，现在表和表链都不见了。
“‘这样一来，真没什么疑问了是吧？’我说。
“事实很清楚，他是被一群知道他身上有钱的劫匪攻击了。他们杀了布朗森之后把他的东西扫了个精光。我突然想起他那些脚印证明了他曾停下来过。我完全能想象当时的情形，他们其中一人找个理由把他拦了下来，正当他要重新出发之时，另一人从身后的森林里钻出来，把两根枪管的子弹打在他脑袋上。
“‘总之，’我跟医生说，‘现在把他们抓住是我的职责了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可是很乐意把这帮人送上绞刑架。’
“当然接下来是展开讯问，不过布兰森太太能给出的线索我们之前都已经知道了。布朗森是早上十一点离开木屋的，会在卡布隆吃一顿简单的午餐，然后在五点到六点之间回来。他让妻子不用等他；他会把钱放进保险箱，直接去俱乐部。卡特莱特证实了这些安排。他和布朗森夫人两个人用了午餐，抽了一根烟之后出去射鸽子了。他是五点回来的，可能还要稍早一些，洗了个澡，换了衣服就去打网球了。他打猎的地方离布朗森遇难的地点并不远，但他并没有听到其他的枪声。这当然不说明什么，知了、牛蛙和森林里其他声音那么嘈杂，要听到枪响那一定得是非常近才行；另外，布朗森被杀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回到家里了。我们查到了布朗森的路线。他先在俱乐部吃了饭，在银行快要关门的时候取了钱，又回到俱乐部喝了杯酒，然后才骑上自行车返程。他是乘渡轮过河的，开船的人记得很清楚，但也很肯定船上没有其他骑了自行车的乘客。这样看来，凶手并没有尾随他，而是早已埋伏好了。他沿着主路骑了几英里，接着就转到了直通他小木屋的那条近道上。
“‘似乎凶手很了解布朗森的习惯，于是他种植园里的劳工自然一下成了怀疑对象。他们每个人我们都查了——查得很仔细，但是没有丝毫线索能把他们与谋杀案牵连起来。实际上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让人信服地说明了自己当时的行踪，即使有几个无法说明的，在我看来也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可以排除嫌疑。阿罗利匹斯的中国人里有几个行为不端的，我也去查了，但我总认为这次不是中国人干的；如果是中国人，我有种感觉他们会用的是左轮手枪而不是猎枪。不管如何，反正那个方向什么也查不到。于是我们悬赏一千英镑，给任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凶手的人。我想，为公众做件好事的同时还能赚上一笔，这对很多人都是有吸引力的。不过我也知道告密的人怕惹来麻烦，一定先要确认安全，才会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，所以我也做好了等待的准备。这个奖金也让我的警员们都来了劲头，我知道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把罪犯绳之以法。在这样的案子里他们能做的其实比我要多。
“但怪就怪在，后来什么都没发生，这个悬赏好像谁都没兴趣。我把网又撒得宽了一些。那条大路边上还有几个小村子，我猜想那些作案之人会不会躲在里面。我见了几个村长，但一无所获。倒不是他们不肯说，我很确定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找了那些村子里一些坏家伙聊了聊，也完全找不到他们与命案有任何牵连。真是连线索的影子都没有。
“‘行啊，小伙子们，’我驾车回阿罗利匹斯的路上自言自语道，‘不着急，反正绞架的绳子一时半会儿还烂不了。’
“那些恶棍夺走的这笔钱并不是小数目，但钱只有花出来才是好东西。我觉得我对当地人的性格还是摸得准的，钱只要一到手里对他们始终就是诱惑。马来人喜欢挥霍，喜欢赌博；中国人也都是赌徒，迟早都会有人突然阔绰起来，这时候我就能找到钱的源头。只要问题提得恰当，我一定能把这家伙吓住，这时候只要我还算称职，就应该能轻松让他全部招供出来。
“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坐下来，等着这一阵查案的热潮过去，让凶犯以为这件事已经被遗忘。这笔不义之财不用会越来越挠心，直到他再也按捺不住。我接下来就照常做我的工作，但时刻保持警惕，终有一天，或迟或早，时机会出现的。
“卡特莱特把布朗森夫人带去了新加坡。布朗森曾经供职的公司问他是否愿意接手布朗森的工作，不过他对此提议有所抵触，这也很合乎情理。于是公司派了另外一个人过去，并表示卡特莱特可以填补那个人留下的空缺。这个空出来的职位就是管理另一个种植园，也就是卡特莱特现在住的地方。他第一时间就搬了过去。四个月之后，奥利芙出生在新加坡，又过了几个月，离布朗森被杀还不到一年，卡特莱特就和布朗森夫人结婚了。我有点吃惊，但细想也只能承认这很顺理成章。命案之后，布朗森夫人很依赖卡特莱特，后者替她打点了一切；而她也一定觉得寂寞，觉得迷茫，而且卡特莱特后来的确表现得跟定海神针一样，我敢说布朗森夫人一定觉得十分感激；而从卡特莱特的角度来说，他一定很同情布朗森夫人；她当时的处境太可怕了，根本无处可去。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。他们的结合理由太充分了，而且恐怕对他们双方也都是最好的选择。
“不过杀害布朗森的凶手似乎要逍遥法外了，因为我的计划没有奏效；当地所有人的开销都符合他们的收入，要是真有人一直把那笔巨资藏在了地板下面，那他的自制力真不是凡夫俗子。一年之后，以实际情形而言已经没有人想起这回事了。这个人真的如此谨慎，一点钱都不流出来？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开始觉得这可能是几个流窜的中国人干的，立马就朝新加坡逃了，很难再抓到。最后我就放弃了。后来再想想，这是符合常理的，这种犯罪——抢劫之类的——一般都不太容易抓到嫌疑人，真要被抓到了也是他自己不小心。而激情犯罪或者蓄意报复就不一样了，你可以查出谁有这个动机。
“失败了整天唉声叹气也没用，我只好告诉自己要理性一些，尽量把整件事放下。没人喜欢输，但我的确输了，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抓到一个中国人，他要把布朗森的怀表给当了。
“我跟你说过，布朗森的表和表链都被拿走了，当然布朗森夫人也给了我们一个颇为精准的描述。那是一块半猎用表，有金属外层护盖，本森[10]出的。还有一条金链子，三四个印章和一个放硬币的钱袋。那个当铺老板是个聪明人，一看到那块表就认了出来。他想了个理由让中国人等在那里，通知了警察。他们逮捕了中国人，立马就送到我跟前。我见到他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。我一辈子还没有这么高兴见到谁。不是我对罪犯有什么感情，你知道，我其实也挺同情他们，在这个游戏里面a和老k都握在警方手里，不过每次抓到这些人我还是会觉得一丝爽快，就像桥牌里一步妙招成功了。终于要真相大白，因为就算不是这个中国人自己行的凶，我们也很确定可以通过他找到杀人犯。我对他眉开眼笑的。
“我让他解释这块表他是如何得来的。他说他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买来的。一听就知道是瞎编。我简单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形，告诉他我们会判他谋杀。当然我只是吓唬他，而这个中国人果然被吓到了。他说这块表是他捡来的。
“‘捡来的？’我说。‘你倒是想得出。哪里捡的？’
“他的回答出乎意料。他说他是在森林里捡的。我笑他，问他是不是像这样的手表森林里到处都是啊？他说他就在那条从卡布隆到阿罗利匹斯的小道上走着，看见有闪光的东西，走近就发现这块表了。这就怪了。他为什么要把捡手表的地点说在那里呢？要么他说的都是真的，要么这人诡诈透顶。我问他表链和印章在哪里，他马上拿了出来。他已经被我吓住了，脸色惨白，全身发抖。这是个腿都软了的、不起眼的家伙，要是我以为这算把凶手抓到，也就太糊涂了。不过他的惊恐也说明他还有事情没说。
“我问他是什么时候找到表的。
“‘昨天。’他说。
“我问他怎么会去那条从卡布隆到阿罗利匹斯的近道的。他说他之前一直在新加坡打工，因为父亲病了，就去了卡布隆，昨天来阿罗利匹斯也是为了工作。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个木匠，给了他一份活。然后他提供了新加坡他老板的名字，和当地那位木匠的名字。他说的这些听上去没有不合理的地方，而且太容易证实了，也不太可能是假的。当然，我也想到要是真如他所说，那这块表就在林子里躺了一年，一定破烂不堪；我想打开它，但失败了。当铺老板也在警局，就在隔壁房间。他恰好还懂一些修表的手艺，我让他进来检查一下；他打开的时候还吹了声口哨，表上是厚厚一层铁锈。
“‘这表没用了，’他摇着头说，‘它不会再走了。’
“我问他怀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，没有给任何提示，他说一定是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中。我把抓到的中国人关进了监狱，为的是起一些警示作用，又派人去请他的雇主。等待的时候我努力想梳理些道理出来。我倾向于那个人没有说谎，他的恐惧可能只是捡到东西就去卖掉，感到愧疚罢了。即使很无辜的人落到了警察手里也会紧张；我也不知道警察有什么特别，大家在我们跟前总是不自在。不过要是真如他所言，是在那个地方找到的怀表，那么一定是有人扔在那儿的。这就有意思了。就算杀人犯觉得留着表太危险，一般也会把金盖子熔掉吧；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这很容易办到。而且那表链的纹饰太过普通，他们也知道不太可能追查得到。全国上下多少首饰行里都有这样的链子。当然，也可能是他们钻到森林里去的时候太慌张，把这些东西掉了也不敢回去找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：马来人习惯把东西塞在纱笼里，而中国人的外套都是有口袋的。另外，一旦进了森林，他们就应该知道不用着急了，甚至可以在那里等着分赃。
“没过几分钟，我派人去找的那个木匠到了警局，证实了之前的那些供词。一个小时之后我也从卡布隆收到消息，警察见过了他的父亲，告诉他们这小孩来阿罗利匹斯是替木匠干活的。目前为止，那个囚犯所说的一切都似乎没有问题。我让人把他带上来，告诉他，我会去那个他号称发现怀表的地方，到时他要把确切的位置指出来。我把他和一个警察铐在一起，还带了另外两个人，其实没什么必要，因为这可怜虫吓得一直在发抖。我们的马车停在小道和大路相接的地方，下车往前走，离布朗森被杀相距不足五码的地方，中国人停了下来。
“‘就在这里。’他说。
“他指着森林，我们就跟着他往里走。大概走了十码，他指着两块大石间的缝隙，说就是在这里找到的。他能注意到那个地方只可能是万分的巧合，而且如果真的是在那里找到的，很显然是有人故意要把东西藏起来。”
盖兹停下来，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。
“换了你，当时会怎么想？”他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回答。
“那好，我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想的。我觉得如果怀表在那里，那钱说不定也在附近，至少值得搜查。当然了，在森林里找东西难度太大，俗话说的‘在草垛里找根针’与之相比，那简直容易得跟打牌、猜谜一般了。但我必须查一查。为了有更多的人手，我把那个中国人解了手铐，让他也干活。不但带着的三个警察都在找，连我自己也一起找了起来。我们排成一排——一共五个人——在布朗森被杀的地点前后五十码的范围内，沿着道路往森林中找了一百码，每一寸地方都没放过。我们会翻开落叶，会探进树丛，还有大石底下、树洞里，我们都会看。我知道这很愚蠢，因为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；唯一的希望就是凶手杀人之后心慌意乱，藏东西会仓促，会选择最明显、最先看到的隐蔽之处。那块表就是这样。我定下的范围也不大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既然藏表的地点离道路如此之近，那么想丢掉这些赃物的人一定有些迫不及待。
“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搜索。慢慢地我有些疲惫和恼怒。每个人都汗如雨下。我快渴死了，什么喝的都没有。最后我只能承认这是个失败的任务，至少那一天不能再继续了，这时那个中国人突然从喉咙深处大喊了一声——这年轻人一定眼神特别好，他蹲下身从一个虬结的树根下抽出一个又脏又烂的东西，散发着酸臭的气味。那是一个在雨里浸泡了一年的钱包，而且一直是蚂蚁、甲虫的食物，天知道还被什么东西咬过，总之又湿又恶心，但那的确就是个钱包，而且是布朗森的，里面有他从卡布隆取来的新加坡币，虽然只剩下一团没了形状的恶臭的纸浆。当然银币还没找到，而且我相信一定也藏在附近，但我已经不在意了。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，那就是不管是谁杀了布朗森，他都没有从中赚到钱。
“你还记不记得，我说过当时注意到充气轮胎留下那条粗粗的线两侧，有布朗森的脚印，我说那是他停下来，大概在和谁说话？他体重不小，所以脚印很深；他不只是停车在松软的沙地上站了一下，又立马上车走了。他最起码站了一两分钟。我之前的解释是他在跟一个马来人或中国人聊天，但我越想越可疑。他凭什么要停下来聊天啊？布朗森正急着回家，虽然生性开朗，但和当地人也绝不会这样自来熟。他对那些人一直保持着分明的主仆关系。那些脚印一直让我很困惑。现在真相在我眼前闪过。不管谁杀了布朗森，他绝不是在抢劫，当时被害者会停下来聊天，是因为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朋友。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凶手是谁。”
我向来以为侦探小说是小说中极为有趣、巧妙的一类，也一直遗憾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华，但这样的小说我读了不少，而且谜底揭示之前我不能自己破案的情况是很难得的。我很早就猜到了盖兹的用意，但他最后说出来的时候我承认还是感到震惊。
“他见到的那个人是卡特莱特。卡特莱特正在射鸽子，布朗森停下来问他在玩什么，聊完天骑走的时候卡特莱特举枪把两枪管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。卡特莱特把钱和怀表拿走是为了伪装成团伙抢劫，匆匆把它们藏在森林里，然后在森林边缘沿小路走到了大路上，回到小屋，换上网球服，跟布朗森夫人驾马车去了俱乐部。
“我记得他那天网球打得多糟糕，而且我为了减轻对布朗森太太的打击，一开始说布朗森只是受伤，没有死的时候，我记得他整个人都塌了。要是布朗森只是受伤，就有可能说出实情。天呐，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。那个孩子是卡特莱特的。只要看看奥利芙就知道。就说啊，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？医生说过，布朗森太太得知怀孕的时候极为不安，还要他保证不告诉布朗森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布朗森一定知道他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。”
“你觉得布朗森夫人知不知道卡特莱特干了些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她一定知道。我回想她那一晚的表现，就对此坚信不疑。她的震惊，不是因为布朗森被杀，而是因为我说他只是受伤，后来我承认他被发现时就已经死了，她顿时嚎啕大哭，是一种释然。我了解那个女人。看看那个方下巴，你能说她不是强硬得跟块石头一样？她有钢铁般的心志。一定是她让卡特莱特这样做的。她计划好所有的细节，每一个步骤。他完全就在她的控制之下，就跟现在一样。”
“听你的意思，难道当时你和其他人完全没有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有问题吗？”
“一点没有。一点没有。”
“要是他们彼此相爱，而且她又怀了孩子，一走了之不就行了吗？”
“他们怎么走？只有布朗森有钱；她身无分文，卡特莱特也是一样。而且卡特莱特没有工作。你觉得要是把这段风流韵事挂在他脖子上，他以后还能找到工作吗？他快要饿死的时候，布朗森接纳了他，他却偷了人家的妻子。就这样跑了必定走投无路。他们不能让世界知道真相，唯一的机会就是除掉布朗森。于是他们果然除掉了布朗森。”
“或许他们可以求布朗森放过他们。”
“是的，不过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无耻。他对他们太好了，又是这么善良的一个家伙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他。他们宁可让他死。”
我们沉默了片刻，回味着盖兹的话。
“既然这样，后来你是怎么做的？”我问。
“什么都没做。还能做什么呢？哪里有证据？就凭我们找到了怀表和钱包？说是凶手藏在那里，后来又不敢去找，也很说得通。说不定凶手拿走了银币已经很满意了。要说那些脚印，可能是布朗森停下来抽了根烟，或者是路上拦着一根树桩，他等着碰巧遇到的几个苦力把树桩挪开。一个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女子在丈夫去世后四个月生下的孩子，谁能证明那孩子不是他的？没有一个陪审团会判卡特莱特有罪的。我闭口不言，布朗森的谋杀案就这样被忘记了。”
“我想卡特莱特夫妇并没有忘记。”我说道。
“要是真忘了，我也不会意外。人类的记性都短得吓人，就我的职业经验来说，可以告诉你，当一个人确定他的罪行不会被知晓时，他的悔恨之意不见得就有多么沉重。”
我又想到下午见过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瘦瘦的、戴着金框眼镜的秃顶老头，一个是白头发的邋遢老太太，讲话直率，带着尖刻又温和的微笑。我几乎难以想象在遥远的过去他们曾被如此狂乱的激情所左右（除此之外还能如何解释），竟最后踏上这样一条路，让残忍、冷血的谋杀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。
“既然知道是这样，和他们相处不会觉得不舒服吗？”我问盖兹。“虽然不想待人太过苛刻，但我也只能认为，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吧。”
“这你就错了。他们是很好的人——可以说是这里最好的人了。卡特莱特夫人心地善良，也很会逗趣。我的工作是阻止犯罪，一旦罪行发生就抓住犯人；但我见过太多的罪犯了，知道总体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坏。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也可能因为情势所迫走上犯罪道路，如果被逮住，他就会受到惩罚，但这并不妨碍他还是原来那个正直的人。当然社会制定了法律，必然要惩罚那些违反它们的人，这没有问题，但一个人的行为未必就能体现他的本质。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做过这么多年的警察，就会知道一个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。还好警察只管人们的所作所为，而不是所思所想；否则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事情会变得难办得多。”
盖兹弹掉了方头雪茄的烟灰，朝我笑笑，还是他那种带着讥讽意味的干涩微笑，但并不让人觉得讨厌。
“这么说吧，有一份工作我是不要干的。”他说。
“什么工作？”我问。
“上帝的那份工作——末日审判，”盖兹说，“这事儿可别找我。”
[1]1927年首次出版，收录于193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阿金》。
[2]tanahmerah，位于马来西亚东北角，马来语中本义“赤土”。
[3]federatedmalaystates（1895—1946），大英帝国在马来半岛的殖民政体之一，由半岛上四个接受英国保护的马来王朝所组成。
[4]middleeast，与现在的用法略有差异，曾经西方地理学家用它来描述从波斯湾到东南亚一带的大致区域。
[5]原文sukas，具体指何种饮料不详。
[6]ginpahit，即前文的红杜松子酒。此处是马来语中的称法，pahit本义为“苦”。
[7]stengah，马来语“一半”，指用等量威士忌和苏打水混合成的饮料，流行于二十世纪初东南亚英国殖民者之中。
[8]aden，也门共和国港市。
[9]marlborough，即马尔伯勒公学（marlboroughcollege），1843年创立的贵族寄宿学校。
[10]即1897年创立的英国制表品牌j.w.benson，创始人jameswilliambenson，曾是皇室和皇家海军官方供表商。